建邦　樂觀

　　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賣官鬻爵的丑惡現象，在中華大地早已被徹底根除。不知從何時開始，這一銷聲匿跡半個世 紀的丑惡現象又沉滓泛起。官場待價而沽，量“財”錄用，“一千掛個號，一萬報個到，四萬五萬給頂帽”，賣官買官之鬧劇 ，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少數領導干部賣官的膽量和手法較古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嚴重地威脅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健康發 展，威脅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威脅著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命運。

　　潛流，在神州一些地方暗暗地流動

　　賣官買官的黑色旋渦，旋轉到那里，那里就會出現怪圈。

　　一個工于心計的農民、一個投機鉆營的搬運工人，在3年時間內，象變戲法似的竟然成了高等科研單位里既有文 憑、又有職稱的處級干部；一個名不經傳的個體戶在短短的月余內，居然能完成入黨、招工轉干、提升為正科級干部；一個有 犯罪劣跡的貪污犯卻當上了反貪局長……然而，這些不爭的事實，近乎天方夜譚般的虛幻為什么會成為現實？從近幾年全國查 處的違法違紀案件來看，少數領導干部把人民給予的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資本，大搞權錢交易，賣官鬻爵。

　　山東省荷澤地區原副專員盧效玉任東明縣委書記34個月，共有72人先后175次向盧行賄計63萬余元，以 達到調動、升遷的目的，經盧提拔的幾名副縣級干部，送給他的錢少則1萬元、多則8萬元。今年3月26日，濟南市中級人 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盧效玉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福建省云霄縣原縣委書記郭育棋，1996年因嚴重腐敗被立案審查，其三大問題之一便是“賣官”受賄，且金 額巨大。據查，郭從1990年任云霄縣委書記起，按職位高低、“肥瘦”，收數千至數萬元不等的賄賂。有證據表明，向郭 育棋行賄而謀得“官位”的縣科級干部有數十名。

　　河南省鶴壁市原市長朱振江，自1991年9月至1997年2月期間，利用職權賣官，多次索要和非法收受他 人賄賂，折合人民幣23萬余元，且精心制作了一張“藏寶圖”：把存在數家銀行的賄賂款的存折密碼、人名、金額、銀行地 址等用不同符號代替，編制成一道極其隱蔽的三角函數題，密密麻麻地記錄了整整三張紙。

　　山西省長治縣原縣委書記王虎林在離任前，430頂官帽大批發。從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兩 個月時間內，共調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級干部278人。偌大的縣委機關只有6名干事。全縣20個鄉鎮，副科級 以上領導干部占到鄉鎮干部總數一半以上。會計躍為法院副院長，司機當上縣委辦副主任。在長治縣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 “五千塊錢站站隊，一萬塊錢上上會，兩萬三萬才到位”。

　　江蘇省鹽城市政協原副主席李樹春在擔任響水縣委書記期間，對不符合條件的，只要你付了錢照提拔不誤。19 95年底，李樹春得知自已將要調離響水，干脆來個“烏紗”“大批發”。一天上午用2個小時，研究變動了102個科級干 部，有的是提拔，有的是調動，多是李樹春一人說了算。

　　類似這些“賣官”者受到嚴肅查處的還有：河北省易縣原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杜夢林、陜西省白河縣原縣委書記 黨致遠、云南省洱源縣原縣委書記趙文根、山西省汾西縣原縣委書記鄭澤生等。

　　這一件件，一樁樁罪案，從反面提醒人們，在神州大地絕跡多年的賣官鬻爵丑惡現象又悄悄地死灰復燃了。

　　斂財，弄權于股掌之間

　　在一些地方和單位，賣官成為少數領導干部斂財的重要手段。一些無德無才、甚至劣跡斑斑的人，以金錢開路、 搭橋；而少數管干部的人見錢眼開，拿原則作交易，不義之財滾滾來。透過這些“賣官”案件，我們不難發現當前發生的賣官 鬻爵行為，都與弄權、斂財有關。人民群眾將賣官現象，譏之為“要得富，動干部”，廖廖數語，把籠罩在賣官鬻爵者身上的 霧紗，扯得凈光，暴露出以下幾個特點：

　　待價而沽，量財使用，具有交易性。在少數領導干部“烏紗”店里，都是按職論價的，他們或“零售”，或“批 發”。江蘇省邳州市原市委書記邢黨嬰收受的30多萬元賄賂，大量的是利用他的人事大權收取的錢財。僅在95年干部調整 中，邢就收受賄賂達14.3萬元。江蘇省沭陽縣東湖鄉黨委書記袁某向縣委書記黃登仁提出想調縣里當計生委主任，黃答： “你的要求不高，但現在還攤不到你。”不久，袁看見有好幾個鄉鎮領導干部都調進縣城，便再次找黃提出要求。黃漫不經心 地說：“不要急，慢慢來。”失望之余，袁遂連續兩次送去4萬元還未見動靜，接著又向黃送上2萬元。結果10天后，袁某 接到了縣委組織部要他去一趟的電話。

　　投桃報李，你來我往，具有互惠性。按理說，用錢買官，明眼人一看便知，正直的領導干部就會提高政治警惕性 ，并與之保持距離。然而，賣官者終于經不住“裹著糖衣”的炮彈的襲擊，“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江西省廣豐縣原縣委書 記鄭元盛，在任職3年時間內，利用職權大做“賣官生意”，給他送錢的人涉及本縣45人，收取錢財30多萬元。鶴壁市原 市長朱振江見某廠廠長胡某獲市政府經濟效益獎6萬元而眼紅。一次會后，他單獨留下胡，說：“你的獎金對領導也要有考慮 ，以便今后把工作搞得更好。”胡某自然心領神會。不久，朱振江率團出國考察，從胡某處索要1000美元。后來，胡又陸 續送給了朱振江1.5萬元。朱振江也將其安排到了市紡織工業公司經理的寶座上。

　　旁敲側擊，暗中索賄，具有欺詐性。浙江省寧波市人大原副主任范文浩在任鄞縣縣委書記期間，在干部任用上大 搞權錢交易、“有償服務”。1993年至1997年初，他先后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25萬余元。曾擔任過鎮長的陳某讀書 畢業回到鄞縣后，遲遲得不到安排，陳多次找范，范總是滿口答應幫助解決，可就是杳無音訊。陳趁春節期間又拎了煙酒等禮 品到范家拜年，重提工作之事。范說，不要著急嘛！慢慢來。說著，叫妻子抱出出生不久的小外孫，讓他抱抱。陳見狀，趕忙 摸出隨身帶的2000余元的信封遞給范妻。不久，陳就被任命為鄞縣財辦副主任，接著又調任某保險公司鄞縣分公司總經理 。河南省周口地區原副書記、行署專員曾錦成更是斂財有方。1995年夏，曾錦成前往澳大利亞考察，出國前途經北京，他 剛下榻在王府飯店，就打電話告訴了某地駐京聯絡處主任馬某。馬心領神會，隨即來到王府飯店奉上500美元。不久曾又以 行署專員的身份帶人到北京跑項目，馬某又送上1萬元現金，并提出能否提升他為行署副秘書長兼駐京聯絡處主任，曾當即表 態幫忙，事后不久，雙方都遂了愿。

　　公開勒索，巧取豪奪，具有瘋狂性。要想在海南省原東方市委書記、人大主任戚火貴手下提拔重用，送禮是不行 的。94年6月，戚火貴上任不久，就揚言：“林某原是市委辦主任，沒在教育系統擔任過領導職務，不宜當教育局長。”林 聽出弦外之音，便給戚送去2.5萬元才保住官職。林某任教育局長5年間，戚火貴共索賄8萬余元。辦案人員在清點戚火貴 的犯罪證據時發現：活期存折18本，定期存單31張，總計人民幣1187萬余元，金銀首飾2.1公斤，金勞力士手表1 塊，瘋狂斂財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安徽省光明市原市委書記薛賢早，以各種方式尋求權力回報，尋找另一條賣官的“新途徑 ”。該市物資局原局長因病長期不能上班，早已覬覦局長職務的燃料公司經理胡某，便托人與薛說情，并主動與薛接觸，博得 薛的好感被提名為物資局長人選。胡被任命為物資局長后不久，一次上海之行，胡為薛購買了4700元物品。薛賢早并沒有 滿足，一次在飯店吃飯，又附在胡耳朵上說：“你給我買一套音響。”薛書記伸手要了，胡馬上點頭說：“行。”隨即讓業務 員從公司取出5000元錢交給薛的司機。

　　夫賣官妻受賄，逃避懲處，具有隱弊性。當前少數領導干部的夫人已經成為買官者進攻的對象，一些人把走“夫 人”路線視為同領導干部拉關系的一條捷徑，于是她們對領導干部步入犯罪泥淖增加了助推力。在當前查處的少數領導干部受 賄案中，“夫人”占有相當比例。如山東省泰安市郊區檢察院立案查處的37起領導干部受賄案中，竟有34名案犯的“夫人 ”參與了受賄活動，充當了夫君的“收銀臺”。浙江省平陽縣一位副局長杜某在縣委組織部門考察時，有人告發其有經濟問題 ，杜某一次送給被稱為“賣官大戶”的縣委組織部長董根順3萬元現金，董根順讓其妻收下薜款后，很快就成全了杜某的愿望 。鹽城市政協原副主席李樹春在任響水縣委書記期間大權在握，找他辦事的人很多，為了不引起他人注目，他在多種場合暗示 找他辦事的人：“有事不要直接找我”。很多人心領神會，就去找他的妻子。據后來李樹春交待，所有其妻經手的錢，他都知 道，有的錢甚至是他清點后，親自用親戚的名字存入銀行的。

　　賣官，為何會悄悄地滋生蔓延

　　賣官買官這一丑惡現象，雖然數量上只是極少數，但其“鼠屎效應”卻是非常之嚴重。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賣 官買官行為會在短期內“急性發作”呢？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概其要者，有以下諸方面：

　　一是信仰“危機”，心理失衡。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決定人的行為的準則。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 勢下，領導干部接觸外界的機會多了，資本主義的一些腐朽思想對他們的侵蝕也多了，他們當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看到利用各 種機遇暴發起來的先富者的奢侈性消費，不禁由眼熱到眼紅，由羨慕到攫取。浙江省富陽市原市委書周寶法的妻子說：“周寶 法從沒白拿人家的錢，他都是給人家辦事才收禮，幫了人家的忙才拿錢的啊！幫人家辦事，人家送錢算受賄，那我們家有的是 ！”廣東省徐聞縣的楊某是一個好逸惡勞，靠賭博、欺騙營生的人，沒有固定職業，竟有從鄉到縣，甚至包括時任縣委書記的 蘇鳳娟等一串“頭面人物”出來為他搞假聘干，炮制假材料，“幫忙”搞調動。其實，并非楊某有什么超人“神通”，倒是這 些“賣官”者以權謀私的貪欲太強，把手中權力完完全全變成了赤裸裸的斂財籌碼。

　　二是個人專斷，“班長”成“家長”，群言堂成一言堂。用一個“賣官”者自己的話說：“現在選拔任用干部， 在一些地方是例行公事地考核一番，考核結論千篇一律。最后只要主要領導拍了板便可決定。個別一把手將‘班長’當成‘家 長’，使‘群言堂’變成‘一言堂’，這樣的干部管理體制，給予管“官”的人如此大的權力，怎能不出現買官賣官的現象？ 正是因為如此，在干部提拔使用上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的現象。盧效玉在任東明縣委書記期間，提拔干部或人事安排大多是他一 個人說了算，當辦案人員查看盧任職期間的縣委常委會會議記錄時，根本就沒有提拔干部的記載。滑縣原縣委書記王新康，到 1998年8月案發前幾年間，組織人事工作則由他親自“操勞”，雖然黨的組織人事工作也有許多規矩，訂的紀律制度也不 少，但到了王新康那里，這又能起多少作用呢？該縣某鎮原黨委書記鄭某因大吃大喝等經濟問題被舉報，王新康開始支持對其 查處，但不久王新康住院，當鄭某與當時的鎮長趙某一起給王送去1萬元后，王新康立刻改變了對鄭的“看法”，結果只是給 鄭一個通報批評就不再追究了。不僅如此，后來鄭為了能夠被推薦為副處級干部，又給王新康送去2萬元，很快被提拔為組織 部長。

　　三是暗箱操作，以所謂“集體決定”的合法程序作托詞。目前，不少地方干部考核、提拔使用的程序上，仍是沿 襲過去的老辦法，考核研究決定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這就給賣官者們在提拔干部時夾帶私貨，以售 其奸大開了方便之門。即使群眾有意見，都能用“組織考察、集體決定”、“正常提拔”等冠冕堂皇的托詞搪塞過去，局外人 很難弄清個中的“貓膩”。浙江省某縣組織部長譚某，通過許愿封官，大做“烏紗期貨”交易，大肆收受賄賂170余萬元。 97年9月30日，廣東省雷州市委決定將市水利局局長林某調離，得知消息的林某國慶節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急忙主持召開 水利局領導班子會議，專門研究人事變動，結果只用一個多小時就通過了6次任免決定，共涉及47人的升遷或免職。被提拔 的里頭，有人因超生受罰，有人長期不上班，此外還有13人的任免超越了權限。

　　四是監督乏力，使腐敗的權力衍生出新的權力腐敗。山東省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常常對人說：“到我們這 一級干部就沒人管了”。他把賣官作為斂財的“第三產業”。他的一句話就能決定干部的榮辱升降，一支筆就可以支配干部的 政治前途，在這種氛圍里，又怎么不生出賣官的政治怪胎呢？江西省廣豐縣原縣委書記鄭元盛，在任職的3年時間內，利用職 權大搞“錢官交易”，先后收受45人賄賂30多萬元，大多為賣官所得。為了兌現某鄉一負責人張某在給其送錢時作出的承 諾，鄭先后四次專門為其召開書記碰頭會，終于滿足了張到實權部門當領導的目的。靠陳希同發跡的蛀蟲劉金生，是一個農家 出生的初中畢業生，由于他用80多萬元傍上了陳希同、王寶森等大人物，從此仕途變得“無限光明”。1993年初，順義 縣委決定將劉金生由順義鎮黨委書記調任縣農工部長，任命已經下達，交接工作正準備進行，不料，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 同一個電話，要求縣委“暫時不要動”他。兩個月后，劉金生被市委正式任命為延慶縣委書記。

　　憂思，并非多余的話

　　吏治腐敗是最大的政治腐敗。自古至今，賣官鬻爵由此造成人亡政息、一朝覆滅的史實，可以說是俯拾皆是。我 們黨以史為鑒，清醒地看到清除這種腐敗現象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江澤民同志在紀念建黨75周年座談會上嚴肅指出，用人方 面存在的買官賣官等腐敗現象，必須嚴格整肅。在中央紀委八次全會上，他旁征博引，總結正反方面的經驗教訓，告誡全黨對 賣官買官行為，必須堅決剎住。我們必須從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著想，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一重大課題。對確屬于賣官買官的， 發現一起要查處一起，堅決繩之以黨紀國法，毫不手軟地懲治這種腐敗行為。

　　就領導者個人而言，必須自尊、自重、自醒、自警。《醒世恒言》載：薛錄事（官名）于高燒昏迷中化為鯉魚， 躍入湖中，恰遇漁夫垂釣，明知餌在鉤上，吞之必禍身，但耐不住餌香樸鼻，張口吞之，終被釣去。作者點評曰：“眼里識得 破，肚里忍不過。”縱觀近年來紛紛落馬的賣官買官者，大多是識得破，“卻忍不過”而吞下誘餌的。

　　一個行賄買官者在交待問題時曾經講過這樣一番話：“我向他們塞鈔票時，絕對是將他們當作一塊敲門磚來看的 ，否則我自己的心態無法平衡。憑什么要我把花花綠綠的票子往他手里塞，還要賠笑臉。”鄙夷之色，謾罵之態，切齒之聲， 溢于言表。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每個領導者警醒和思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