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之聲

　　當前，“法輪功”組織的邪教面目已經大白于天下。“法輪功”就是邪教，已經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包括絕大多數 擺脫了“法輪功”組織控制的原練習者的共識。但是，還有“法輪功”組織的個別成員在李洪志所謂“法輪功”“既不邪，也 無教，何言邪教”、“將來的人會認為（法輪大法）是宗教”的詭辯蠱惑下，仍然執迷不悟，繼續挑起事端；國外一些反華勢 力也故伎重演，硬把“法輪功”問題說成是“宗教信仰”問題，為他們打起“人權”旗號干涉中國內政尋找借口。國內外極少 數人的這些所作所為，越發證明了“法輪功”組織的邪教性質，也使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澄清“法輪功”與宗教的區別。

　　這里有兩條很簡單的標準。

　　一是看最終信仰對象。國外邪教組織層出不窮，是由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濫用信仰和結社權利，鉆預防性管理措 施不力的空子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國外，邪教組織也不都被認定為“宗教組織”，它們的“信仰”也不都是“宗教信仰”。因 為，有的邪教充其量是“迷信團伙”，譬如那些實行“教主崇拜”的邪教組織，當它們用欺騙的手法把一個一樣吃著五谷雜糧 活在現世的凡夫俗子吹捧為無所不能的“超人”，以至完全代替或取消了傳統的宗教世界中作為一切意義和價值本源的“終極 形上存在”（一般表述為“神”或“上帝”等）時，對這個“超人”教主的崇拜就是地地道道的迷信行為，這個組織就是不折 不扣的迷信團伙，與“宗教”不可同日而語。換句話說，區分體系完善的宗教和形態粗劣的迷信，只要看看其中的“至高無上 者”是無限的、超越的“神”，還是有限的、功利的“人”，就足夠了。

　　用這個標準一衡量，“法輪功”毫無疑問不過是一個愚昧落后的迷信團伙型的邪教組織，根本無法望及現代宗教 的項背。它的“教主”李洪志目空一切，自吹自擂，聲稱自己高于釋迦牟尼、老子、耶穌，能主宰宇宙，是降臨在當今地球上 的唯一救世主，只有他能把“不可救藥”的人類度到另外的“美好世界”去等等。然而，人們眼里另一個真實的李洪志，卻是 一個為爭一尺地皮對鄰居大打出手的“小市民”，一個拿著“法輪功”練習者的血汗錢置別墅、買綠卡、出入賭博色情場所的 “花花公子”，哪里有一點“神”氣可言。

　　二是看主要社會作用。世界現存的各大宗教，經過了上千年的歷史變遷，形成了與各種社會形態的良好適應性。 它們吸收和表現人類創造的許多精神財富，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眾多信仰者的一種生活方式，在社會各方面發揮著 特有的協調功能和平衡機制。邪教則不然。它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標志就是反社會，包括反對社會的基本生活秩序和基本 道德準則，當代中國的邪教尤其明顯地反對社會主義社會，這就使其“自動”地充當了某種政治角色。總而言之，邪教給社會 帶來的是破壞和災禍，是恐慌和痛苦。如此巨大的負面作用，與傳統宗教所起到的主要功效是截然不同的。

　　從7月22日宣布取締“法輪功”組織以來，我們的行動是圍繞消除“法輪功”邪教組織的社會危害作用而進行 的。這些行動表明：對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中國政府不會放任邪教恣意妄為。

　　還應該指出，“法輪功”是邪教而不是宗教這個判斷的成立，還在于邪教概念本身的發展。眾所周知，邪教這個 名詞的使用，在宗教范圍之內和宗教范圍之外是不同的，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也是不同的，在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西 方世界又是不同的。在宗教范圍以內，“邪教”是相對于本宗教作為排他性的“正教”、“正法”而言；在中國歷史上，“邪 教”是相對于皇權統治者作為正統意識形態代表和封建秩序化身而言；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則基本上沒有與漢語中“邪教” 一詞相對應的詞匯，大體上是采用“極端教派”、“破壞性膜拜團體”等說法。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致力于建立健全社會主義 法治的國家，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也從來沒有過“國教”。對于國內現有的宗教，黨和政府一視同仁，平等相待，實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既不會站在特定宗教的立場，也不會用歷史上封建統治者的眼光去評判宗教的“正”與“邪”。我們現在所使 用的“邪教”概念，雖然沿用了現成的傳統詞匯，卻已經賦予其新的含義。它不是宗教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特指那些在非傳 統化的非理性信仰和秘密結社狀態下采取極端的、邪惡的、破壞的手段達到反科學、反人類、反社會、反政府目的的社會異己 群體。在“兩高”的司法解釋出臺以后，它又第一次成為嚴密的法律概念。司法解釋劃清了正常宗教組織與邪教組織的界限， 也點明了邪教組織與其他非法組織的區別。在國際反邪教斗爭缺少專項法律武器的情況面前，我們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 意義和實際可操作性，是對維護我國公眾基本人權所做出的積極貢獻，也為憲法所確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提供了新的法律保 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