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很小的時候就要經常跑到人藝劇場給父親送飯，也經常到后臺去玩，或者站在舞臺下仰視。現在每有記者 問到他對話劇的熱愛從何而來，他總會講起這些往事。

　　合作與爭執

　　濮存昕的父親蘇民，原名濮思洵，解放前參加革命，因工作需要而改名，后來就這么一路叫了下來。他和濮存昕 母親的婚姻，是一個“紅色戀人”式的故事。

　　蘇老作為話劇演員的名氣，也許遠遠不能和兒子濮存昕相比。不過，我們都能理解，那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榮譽永遠歸于集體。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蘇老導演過《王昭君》、《天之驕子》，主演過《蔡文姬》中的周近，以及《雷 雨》里的周萍等重要角色。不料想４０年后兒子也扮演了周萍。當北京人藝副院長于是之告訴濮存昕，劇院將重排《雷雨》， 并決定由他扮演周萍時，濮存昕的第一反應是“咦，這怎么還能世襲呢？”顯然，這件事已不光是濮家，而是中國話劇的一段 佳話了。

　　在同一家劇院，扮演同一部戲中的同一個角色，雖然相隔了４０年，這仍然是兒子和父親的一次競爭。當然，有 資格對兩代“周萍”進行評判的人，只有為數不多的那些人藝的老觀眾了。至于在濮家父子眼里，“周萍”也許根本不是被看 作競爭，而是子承父業的最佳寫照。

　　而更能直接體現濮存昕———父親———話劇三者聯系的當然是他們的合作了。１９９２年蘇民導演話劇《李白 》，濮存昕扮演李白。這是父子倆的首度合作。相互間的熟悉與了解自然使排練頗為默契，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更有意思， 也出人意料的是父子之間往往爭執不下。對于很多細節，有時父子倆各執己見，而且誰都不肯讓步。分歧最激烈的時候，甚至 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練場上見。

　　《李白》排出來了，它是濮氏父子在藝術觀上有合作、有斗爭、有理解、有妥協的一個產物，同時又是他們父子 關系的一個重要紀念。對蘇民老先生來說，他意識到“年輕人有他們獨特的見解，要擇善而從。對年輕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 法”；而對濮存昕來說，“當孩子認識到父親的局限性時，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這些收獲，也許才是更重要的。

　　傳統的力量

　　有一個功成名就的兒子，蘇老是否感到驕傲呢？他淡淡地說，“我無所謂驕傲。成績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榮譽 是他自己的。我有三個孩子，對于小昕，我很放心。”

　　事實也的確如此。濮存昕今日的成功，除了前面所說兒時受到的一些啟蒙，和父親沒有任何直接關系。雖然他上 中學的時候已經練了些對口詞、快板之類的，經常上街頭演出，并且從那時候就覺得自己有些表演方面的天賦，但是“文革 ”使他和那一代年輕人一樣，早早中斷了家庭的依賴。那時候，父親的話劇演員身份對他已毫無意義了，他不可能去考文藝院 校或團體，而只能離開家庭去上山下鄉。“一家人全給拆散了，我在黑龍江放馬，我姐在內蒙古放羊，我弟在河北放豬。”

　　在當時，個人的家庭背景成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濮存昕自己心中始終保存著那一點對表演執迷的火種， 如果不是他后來多年不懈的努力，那么他今天也許只是一個出租車司機，或者下崗工人，卻沒有人會對此感到奇怪。即使后來 終于成名，他也經歷了太久的等待和忍耐。在黑龍江農場他呆了８年；返城后考入空政話劇團呆了９年，卻只演過一個主角， ３４歲的時候才開始拍電影、電視，“熬了１０多年才有人理我”，那時候“只要有導演對我說去試試鏡，我抬腿就走，但常 常過不了關。那種壓抑的、被機會捉弄的感覺，我嘗試得多了。”

　　在濮存昕眼里，父親是個典型的學者，腦子里只有藝術。尤其是父親戲比天大的認真勁兒，濮存昕印象最深。如 果說父親沒有給過他成功的機會，那么，卻毫無疑問給了他成功需要的素質。比較起來，后者也許更為緊要。

　　濮存昕鐘情于話劇，但他的知名度更多來自于影視作品。不過，很少有影視明星還能像他今天這般繼續對話劇執 迷，人藝這些年有影響的話劇里都少不了他，從《雷雨》，到《三姐妹等待戈多》，到最近的《茶館》。這其中的一半原因是 因為話劇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至少和影視比起來），還具有一種傳統的力量。

　　雖然濮存昕的表演和父親那一代已大大不同，但他顯然十分尊重那個傳統。甚至在實驗話劇的熱鬧與喧囂中，自 己也成了更年輕一代眼里的傳統。

　　也許，這“傳統的力量”是濮存昕成功的秘密所在。就像他所說，“我的氣質、形象，是我４０多年的經歷、讀 的書、吃的虧表達出來的，這和我一生的經歷是分不開的。”而和他“一生的經歷”關系最重要的，就是父親和話劇了。（２ 月１１日《中國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