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氏夫婦職務犯罪案件二審庭審進行到昨天(3月27日)夜里11點鐘的時候，肖作新開始作最后陳述。在陳述中，他的反思和懺悔足以警醒世人，特別是對那些黨員領導干部們。因為所述與一審時有不少雷同之處，特將其摘要如下：

　　我出身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親在我兩個月的時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親、姐姐相依為命。我是吃助學金長大的，是黨把我從一個無知的孩子，培養成大學生、研究生。

　　1974年我28歲的時候，被提拔為原阜陽行署教育局副局長。1983年我38歲時，當上了地委委員、宣傳部長，以后又任縣委書記、地(市)委副書記，最后把我放到有著千萬人口的大市。在阜陽市人代會上，數百名人大代表中，我僅失了5票，以高票當選市長。應該說，黨對我寄予了厚望，阜陽人民給予了我充分的信賴。因此無論在什么時候，我都感謝黨，感謝阜陽人民，感謝我的老母親。

　　說老實話，為了報答他們，在工作上我是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的，但正當我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我卻摔了跟頭。隨著地位高了，權力大了，我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結果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我付出了代價。不僅毀了自己，毀了家庭，也毀了事業，給黨造成了不良影響，給黨抹了黑，以致鑄成終身悔恨。　　

　　我摔這個跟頭有個過程。阜陽有個風氣，逢年過節走親戚、看朋友，都不會空手去，送錢物是常事。這種風氣也侵蝕到黨內。一開始，人家送錢送物，我和我愛人都能退回。但是親戚朋友不樂意了，說“你當官了，六親不認了”，同事們也說，就你太清高了。甚至有人認為你不收他們的禮，是對他們不信任，產生了很多誤解，把一個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政治化了。在這種嚴肅的事情面前，我沒有采取嚴肅的態度。人家把錢送到我愛人手上，有的我是知道的，但我也是難得糊涂，恰恰這是最大的糊涂。我的行為同時助長了這股歪風。后來發展成給我送錢送物、我給他們辦事，變成權錢交易的受賄行為。關鍵時刻我沒有把握住自己，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劇，也是我不可饒恕自己的。　　

　　一想到這一切，我就有深深的負罪感。我個人的榮辱倒在其次，但給黨的事業抹了黑，侵犯了國家公務員職務的廉潔性，這是我最痛心的，也是令我悔恨終身的。我感到對不起黨，對不起阜陽人民，對不起我的老母親。我的母親今年已經87歲高齡了，還在為我擔心。

　　現在我欣喜地看到，我們的黨加大了反腐敗斗爭的力度，而且注意從源頭上抓起，從治本入手，從體制上解決問題。我請求黨進一步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尤其是手中握有重權的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監督和管理，并且使這種教育、監督和管理更有效，操作性更強。這是此時此刻我最想向黨組織說的心里話。

　　我還要告訴我的子女、同志和世人：莫貪戀錢財。金錢乃身外之物，要把做人看得重一些，把事業看重一些，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看重一些，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請記住我們的教訓，我也將永遠銘記這刻骨銘心的教訓。

　　最后我要強烈表達的是，我期盼著神圣法律的公正判決，若能得到從寬處理，我將倍加感謝和珍惜，認真改造，重新做人。

　　關于其愛人周繼美，肖作新也有一段檢討，當然少不了為之辯解。茲錄如下：

　　周繼美出生在一個貧寒家庭，是黨把她培養成一名國家干部。她為人熱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兩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務。正是因為她忙于家務，才使得我能夠超脫于家務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她本該有一個幸福的晚年，但卻跟我一樣摔了大跟頭。每想至此，我都很痛心，一審所認定的她的許多問題，相當一部分都是因我而起，有我的責任，比如逢年過節人們送錢送禮盡管交到她的手里，但實際上，這些人都是沖著我的權力和地位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我手中的權力和地位害了她。對于這一點，我是心感不安和自責的。

　　……我愛人走到今天這一步，固然有其主觀原因，她的責任是不能開脫的，但她當了十年社保局長，管理了上十億的社保資金，沒出任何問題，多次受到省市表揚。她的問題(指與人合伙做生意——肖作新意，記者注)是特定社會背景下釀的人生苦酒，是社會的悲劇，是人生的悲劇。　　

　　我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沒有按照黨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要求，來教育好自己的妻子兒女，我對她關心太少了，沒有盡到教育之責。我和周繼美共同生活了31年，如果能對她從寬處理，我相信她一定會從這個慘痛的教訓當中，認真總結出人生最珍貴、最有意義的東西。

　　(《檢察日報》2001年03月29日 作者：吳貽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