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廣州6月28日消息：據《南方周末》報道，應上海方面邀請，6月23日，著名作家龍應臺參加了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的“上海—臺北城市文化比較學術研討會”，并作了《臺灣文化政策與世界華文版圖》的學術報告；6月24日，應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之邀，龍應臺又在上海圖書館作了題為《看不見的城市———上海臺北城市文化比較》的專題演講，兩場演講都吸引了大量聽眾。

　　1997年1月7日，龍應臺在《文匯報》“筆會”發(fā)表了《啊，上海男人》，在上海灘引起了巨大反響，她的作品也開始為大陸讀者所熟悉，時隔四年以后，以《野火集》聞名臺灣的“龍旋風”再次降臨上海并引起文化界的強烈關注。

　　龍應臺的另一個身份是臺北市文化局局長，據中新社的消息稱，她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推動上海和臺北兩個城市的文化交流活動。

　　在繁忙的工作間隙，龍應臺接受了本報駐滬記者的專訪。

　　臺灣本土文化的困境記者(以下簡稱記)：您兩年多沒來上海了，現在的這個城市和您第一次來相比有什么變化嗎？

　　龍應臺(以下簡稱龍)：我還沒有時間到街上去走，但可能因為來自臺北的原因吧，還是特別感覺到這個城市之美，她的樹、商店、道路包括飯店中老房子里的熱水銅管的設計之美。而且作為一個作家或者官員，大陸讀者對我的熟悉程度令我本人都感到吃驚，但在臺灣，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大陸人有這樣一個被接受的深度和廣度，對我來說，這里面透露出一種很有意思的訊息。

　　記：近年來，臺灣文化的本土意識日益濃厚，這其中是不是有試圖擺脫與大陸母體文化聯(lián)系的傾向？

　　龍：用“母體文化”這個詞，不但臺灣的所謂“本土教育派”會反對，我也反對。因為這個詞無形中已經把大陸文化與臺灣文化放在一個母與子的地位，一個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地位。不同的文化只有不同的中心而沒有中心與邊緣的問題。

　　在臺灣，文化本土意識增強是一個事實，并且已經變成一種意識形態(tài)，但不能簡單地用對或者錯看待這種現象。我尤其希望大陸的知識分子一定要了解她的來源。

　　臺灣1895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她自己的文化被日本的殖民者貶低為二等或次等的；1945年之后，國民黨政權強力推行中原文化，她的文化又繼續(xù)處于二等或次等的位置，因此在這100多年的時間內，當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被統(tǒng)治者都當做二等公民對待的時候，她的文化一定會有所反應。

　　因此，當她以一個非常強烈的態(tài)度進行反彈的時候，其實都是自然的，其次才能談到所謂本土文化意識的問題。

　　但臺灣不能一直停留在反彈的階段，要盡快走過去，心胸開闊地、對等地看整個世界文化，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心態(tài)平和的地方。

　　不了解這個背景，一棍子打下去，就不夠全面。當然我反對“本土教育派”所說的強調只有本土的東西才是好的、一等的，或者把二等的都推崇為一等的東西，二等的東西在任何文化中都有，不能因為政治的原因把文化變成對峙的關系，把文化當做政治的人質。

　　記：去年10月，臺灣“教育部”與臺北市就采用世界通用的漢語拼音還是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通用拼音”問題產生了較大的爭議。您和臺北市市長馬英九均主張用漢語拼音，而且認為如果采用“通用拼音”將會造成新的“文化封鎖”，這個矛盾現在解決了嗎？

　　龍：現在(臺灣)的做法是一碰到爭議就放到一邊，但是臺灣有所謂的“《地方制度法》”，尤其臺北是“院轄市”，是可以自行其是的，馬市長的態(tài)度是再拖下去的話，我們就按自己的方式做。如果他們決定不做，我們也可以自己做。臺北市文化局是一個有獨立決策權的文化機構。

　　無論是市長還是文化局長都只有4年的任期，可以想象，如果換了一個對我的文化理念完全不支持的市長的話，我相信這4年努力的90%的成果都會被推翻。但是，如果這個社會除了制度之外，社會共識、文化價值的認同本來就很結實的話，官員的更迭不會對我的付出造成多大的損害。

　　因為目前在臺灣，對于文化的核心價值的認識正處于一個非常混亂的階段，所以我的所謂的最壞預期極可能發(fā)生。我當然希望馬先生能繼任，這樣就會有8年最基本的時間把最基本的事情落實，有可能的破壞程度就會降到最低點。

　　記：您的國語講得很好，幾乎與普通話沒有什么兩樣。

　　龍：這與臺灣本土文化受壓抑是有關系的，因為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后傾全力推動所謂“國語運動”，就是推廣北京話的運動，這就是像我這一代人為什么國語講得好的原因，但造成的另一個后果是我們的閩南話都講不好。我非常反對強硬的語言政策，主張柔性的政策推動。

　　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力記：你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許多知識精英一進入政治圈就會失去獨立性”，1999年10月發(fā)表在本報的《迷陽，是荊棘————與我的讀者暫別》一文中，您同樣表示了對個人介入官僚體制的擔心，擔心喪失獨立自由的精神和個人價值，經過一年多的歷練，這種擔心和憂慮還存在嗎？

　　龍：可以說這一年半以來我每天都在接受考驗，時刻都在維護我的文化政策的獨立性。到今天為止，馬市長對我支持的承諾做到了100%。我管轄下的美術館，拒絕市長在那里舉行任何政治宴會，辦展覽可以。像到上海來這么重大的事情，我為什么要來，要做什么事，見什么人，所有的計劃全部是我獨立制作和行使，市長一概不知，我只選擇他應該知道的事情才告訴他。而一般人所知道的官方運作方式是上級指令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就這一點而言，我與馬先生的合作非常理想和難得。

　　有一天我覺得我的獨立性受到嚴重侵犯的時候，我會走的。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碰到這種情況。

　　我作為作家的性格會不會被權力腐化或改變，我不敢講，等做完了之后我會進行審視，我對自己冷眼旁觀。

　　記：在6月22日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您說“走這一趟(指受馬英九之邀擔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權力，了解社會，也了解自己”。而《野火集》等作品對整個臺灣的社會批判也引起了各界巨大的共鳴，余光中先生甚至稱之為“龍旋風”，那么您認為作為一個文化局長和作為一個知名作家、學者，這兩種身份哪一個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力更大一些？

　　龍：兩個很難比，如果我想建一個美術館，我可以寫300篇文章，但可能寫10年也沒有任何事情發(fā)生。但作為局長，很可能就會按我的想法建成了，這種效果是直接的，因為我手中有權力，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力。

　　但寫作的影響又遠遠超過做局長。有兩個層面，一是寫作能影響很多人的思維，這是深層的影響，是做官所做不到的。還有一個層面是作為局長我只能影響到局部，可我用文字可以影響到文字所及的所有范圍，我還可以用外文寫作，可以影響歐洲甚至整個西方，超過一個行政職務。

　　文藝復興與文化誤讀記：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國內一些大中城市近年流行過所謂的“圣誕節(jié)”、“愚人節(jié)”、“情人節(jié)”等，在臺北也有這種現象存在嗎？

　　龍：在臺灣“圣誕節(jié)”和“情人節(jié)”熱得不得了，以至于我現在正試圖把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找回來。春天時我會把周朝時候就有的休息禮儀找回來，就像每年暮春時的三月三日，孔子帶著學生到水邊去的那種禮儀，夏天的端午節(jié)、秋天的中秋節(jié)等屬于我們傳統(tǒng)的節(jié)日都要找回來，與現代銜接。至于一些諸如蔣介石的華誕等所謂的“政治節(jié)日”根本沒人在過了。

　　記：歐洲漢學會前任主席瓦格納先生1999年在武漢大學演講時說，人的異化問題正在困擾著西方工業(yè)化國家，通過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西方可以找出自身文化出路的途徑，我們自身卻面臨著“麥當勞文化”等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您長期從事跨文化的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何應對這種沖擊，如何進行反思、突圍？

　　龍：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內部流通和近親繁殖現象，西方最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就發(fā)現并試圖尋找出路，中國豐厚的傳統(tǒng)文化對他們來說絕對是很重要的一條出路，他們正在往這個方向找。

　　事實上我們的異化才嚴重，我們的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陌生才是真正的異化。做一個比較，二十世紀初，梁啟超那一整代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絕對對傳統(tǒng)文化的掌握超過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和學者十倍、百倍。因此當我看到中國學者批判或者夸夸其談地說21世紀是華人世紀的時候，我覺得有些可悲與可笑。因為，你究竟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多少深入的了解都是個未知數，你憑什么宣稱21世紀是華人的世紀？

　　對待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應該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必須在傳統(tǒng)文化中找到現代語言，找到與全球文化的銜接點，但在找到這個銜接點和轉化的可能之前的條件是，必須徹底地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

　　記：您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中華文化必須經過一次浴火重生的文藝復興”，是不是也是上述意思的表達？

　　龍：對，我是這個意思。另外也希望臺北在華文文化版圖里發(fā)揮作用。臺北在華文文化版圖里有著非常獨特的地位，對浴火重生的文藝復興有潛能發(fā)揮觸媒作用。她的人文結構、傳統(tǒng)從來沒有被破壞過，經濟的貧富差距很小，市民的平均文化素質較高。事實上，有很多臺北以外的城市都在受著她的默默影響，譬如說，流行音樂或者文化商業(yè)。

　　既然我“混”進了政府，當然希望通過權力使她影響更多的華文文化城市，但是任期很短，精力有限，障礙很大，力有未逮。

　　記：您發(fā)表的關于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啊，上海男人》等文章都曾引起國內讀者的共鳴，但造成文本誤讀的現象也很多，譬如您關于上海男人的評論其實最初是發(fā)自內心的一種贊美，卻被很多人認為是無端地指責。那么造成這種文化誤讀的原因是什么？難道在臺灣就不存在這種誤讀現象嗎？

　　龍：我不能保證這種誤讀沒有在臺灣產生過，但本質性的誤讀不容易產生。因為一個社會，它的體制與價值觀總是有一套語言來反映的，這一點可能與大陸不同。

　　可以舉一個例子：北京曾有一家報紙要求我對上海婦女化妝的看法寫一篇文章，拿這個例子就臺灣與大陸可能產生的結果進行比較，會發(fā)生比較嚴重的誤讀。大陸開放的評論家會主張婦女應該化妝，用口紅、胭脂什么的；臺灣先進的評論家則會說，婦女不要化妝、不要穿性感時髦的衣服等等，如果說這兩種說法相互矛盾是不對的。

　　大陸曾經經歷過一段特殊的年代，婦女以不化妝、不穿時髦衣服、拒絕所謂資產階級小情調為時尚，女人穿著中性化甚至男性化傾向明顯，因此后來的改革開放年代婦女重新穿起漂亮衣服、重新追求女性化就是一種解放。而在臺灣一向都是容許、社會也希望婦女化妝，要穿吸引人的衣服，要柔美，前衛(wèi)的女性要打破這種所謂的“時尚”，就穿起平底鞋、破長褲，不化妝，臉上也沒有一點胭脂等等，這也叫做解放。如果不了解反抗什么單純看結果就進行評論就離譜了。大陸的讀者對我的文本產生不同程度的誤讀，就是因為對我們想要突破、解放的東西的不了解而造成的。

　　上海是我的“假想敵”

　　記：能不能透露一下臺北與上海等城市具體的交流計劃？

　　龍：臺北早就準備好了，我們建了一個文化村，里面有條件很不錯的房子，有生活起居室、活動室、寫作室、廚房、交流廳、展覽廳、畫室、音樂室等，專門讓臺北市的駐市藝術家居住。世界各個城市的藝術家經過挑選以后，可以來臺北居住三個月。在此期間，我們對他沒有任何要求，如果愿意，他可以演講、座談，可以上電視談自己的作品，與其他藝術家進行交流。同時這也是一個對等的交流。譬如耶路撒冷，今年他們來3個藝術家，我們也去3個，到時帶回來他們對以色列文化的認識。這種活動正在有計劃地進行中。

　　為了擺脫歐美文化對我們的主控影響，在交流城市的挑選上，我特別側重于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如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及亞洲國家。離開歐美文化的奶水，是逐漸建立自己文化主體性的開始。

　　我愿意跟大陸所有城市都建立起一種類似與耶路撒冷、巴黎等城市一樣的交流關系，目前的打算是挑選上海作為試驗，看看是否可行，第一步就是看能不能彼此交換藝術家。

　　我有一套完整的計劃，包括博物館專業(yè)人員的互訪等，當然上海最好也有一個與臺北類似的藝術家據點，交流應該是對等的。這次來上海是來敲門的，心里沒有底。

　　記：大量的臺灣文化人近年來紛紛外流到上海，就臺北市來說，有沒有詳細的調查數據？

　　龍：我們編了一個預算，明年要做這個調查。不只針對這個，還針對整個臺北文化產業(yè)。我們想和上海發(fā)展成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關系。現在有很多臺北人每每談起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設時，都對其華麗的硬件設施嘖嘖稱羨，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上海是我的城市文化建設的“假想敵”。

　　記：您是站在臺北看待文化建設還是站在整個華文文化圈內看待臺北的文化建設？

　　龍：我在考慮臺北怎么看華文文化版圖的問題。臺北要成為像歌德時代魏瑪公國那樣的可長可久的文化重鎮(zhèn)，不能關起門來做事，這也是我反對用“通用拼音”的原因，我們必須時刻關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在干什么，不是從華文文化版圖看臺北，而是臺北自身的發(fā)展要走得長遠的話必須有華文文化版圖這個坐標系做參照。(記者朱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