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7月24日消息：《人民公安報》記者孫軍近日奔赴可可西里，親身體驗環保志愿者的艱苦生活環境，以及藏羚羊保護的現狀。文章如下：

　　在志愿者中，我顯得有點“土”，大家都是肩背一人高的登山包，什么防寒服、睡袋一應俱全，而我則是丁零當啷、大小五個箱包，卻沒有一樣野外生存裝備。但我有一樣東西征服了所有人，讓人感覺我并不“土”，而是很職業———我帶了一身警服。5月1日，到保護站的第二天一早，我和兩位來自福建的4月份志愿者交接了工作，在這里志愿者還自覺地形成了每月交接時的升旗儀式。我也平生第一次作了一個升旗手，沒有音樂，沒有觀眾，我們唱起國歌，在稀薄但卻純凈的高原空氣中，男聲合唱的國歌質樸、莊嚴而嘹亮。望著鮮艷的國旗在自己手中冉冉升起，百感交集，淚水幾欲奪眶。在這里，我聽到了志愿者的口號：“為了可可西里，獻出生命中的一個月。”

　　索南達杰保護站在青藏公路2952公里處，1997年動工，目前已成為青藏線上的一個標志性建筑。這里有用我國南極長城站建筑材料建成的營房、展廳、廚房、廁所，利用風能、光能的小電站，一個28米高的望塔；同時還有一輛帶斗的北京吉普車、兩臺電腦、海事衛星電話和電視。人員除了每月的兩名志愿者，還有兩個20歲出頭的常駐人員，扎多———曾經是野牦牛隊員的藏族小伙，高興———“綠色江河”辦公人員。在去年野牦牛隊撤銷之前，這里曾是野牦牛隊反盜獵時調養和中轉的地方。

　　在志愿者中，我顯得有點“土”，大家都是肩背一人高的登山包，什么防寒服、睡袋一應俱全，而我則是丁零當啷、大小五個箱包，卻沒有一樣野外生存裝備。但我有一樣東西征服了所有人，讓人感覺我并不“土”，而是很職業———我帶了一身警服，這是青藏線上不多見的新式警服，而且是這里還沒發的作訓服。進診所時我以為走錯門了，那其實就是一個小賣部，里面昏昏暗暗，在方便面、礦泉水櫥柜的一側我發現了一些藥品。售貨員顯然也就是醫生了，雖然我放心地注意到他拿出的是一次性注射器，但還是關心地叮囑一句：“你不要把針打錯了噢！”我也是到了可可西里才知道是站在了青藏高原(以前總感覺到了西藏才算)，這里平均海拔5000米，保護站選在了一個河流經過的低地，但海拔也有4500米(拉薩是3700米)。對于“3000米是個關，4000米是考驗，5000米是極限”的說法，我也是一點點在領教。

　　初到海拔4767米的昆侖山口，休息中我看到扎多在為索南達杰紀念碑拭碑，便想沖過去拍照。這一跑，我才發覺腳下發飄，有點像踩了個又厚又軟的膠墊。高原反應！我趕緊剎住了腳，但人已開始“呼哧呼哧”喘氣了。在保護站的頭兩天，我是頭疼難忍，起初以為是沒休息好就沒吱聲，后來忍不住才說出來，才知道這也是高原反應，是缺氧所致。我就趕緊大劑量吃高原特有的“紅錦天”中成藥，這才慢慢見好。

　　可這時我卻出現了感冒癥狀，咽喉腫痛，腦門熱身上冷。5月的可可西里夜里都在零下五到十攝氏度左右。這里有柴油鍋爐，每天晚上8點燒，晚上12點關，這樣屋里溫度能熱到25攝氏度，保證人能鉆進被窩，而且必須在屋子降溫前進入夢鄉。最初的日子我都是在半夢半醒之間熬到天亮。感冒是在5月5日到50公里外的五道梁去作環保宣傳時打了一針才好轉，當時進診所時我以為走錯門了，那其實就是一個小賣部，里面昏昏暗暗，在方便面、礦泉水櫥柜的一側我發現了一些藥品。售貨員顯然也就是醫生了，這個中年男子一聽我的口音就問：“你是哪里的呀？”我為了確保安全的“含金量”就說：“公安部的！”從表情上看不出這男子的驚奇，但問話卻很好笑：“哪個公安部？是中央的嗎？”還補充一句：“這里最近挺好的吧？”雖然我放心地注意到他拿出的是一次性注射器，但還是關心地叮囑一句：“你不要把針打錯了噢！”———在保護站，扎多和高興常常會把每期志愿者的種種表現夸張地表達出來，我真不知他們會怎樣“樹立”我的形象。

　　小河里的水也就是能洗臉刷牙，湖面結著冰，在陽光甚好的早晨你還能聽到冰面消融時的“噌噌”聲，多么的詩情畫意。但在這里美容的確太“凍”人，我是在第三天實在不好意思再借濕紙巾才來到了河邊，河水刺骨，刷牙還能忍受，洗臉就只能把毛巾打濕了擦擦就行。我一般只在水里揉兩遍毛巾，第一遍打濕擦臉，第二遍擰凈，就這樣手已凍得通紅，所以我一天也就洗這一次手。

　　但我還是要說，我們這里的條件是青藏線上最好的了。也許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生活的艱苦，所以人們對來自祖國各地的志愿者都充滿了欽佩之情，這也大大增強了環保宣傳的親和力。志愿者不僅在保護站向過往游客介紹可可西里及動物保護知識，而且平均一周一次前往定居點、兵站、學校、道班、鐵路工地進行宣傳，志愿者的足跡已經踏遍可可西里東緣300公里沿線。出于對公安記者的信任，我這次在省里還見到了“沙圖什”披肩，就是西方貴族追求這個披肩才產生了藏羚羊絨貿易的需求，最終導致大量藏羚羊被貪財的人們獵殺。在我們部室的策劃下，報社同意為這次志愿者之行開設“來自可可西里的報道”欄目。出發前，我采訪了國家森林公安局負責人。在緊張的行程中，我先后到青海省野生動植物管理局、青海省森林公安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可可西里保護區管理局及公安分局、格爾木市公安局林業派出所等進行采訪，掌握了許多第一手的、較為全面的材料，為充實報道內容打下了基礎。

　　許多采訪對象都對可可西里及藏羚羊的保護有著深入的研究。在采訪中，因為我是一名公安記者，所以也得到采訪對象坦率交流，獲得了許多外界難以獲得的信息。比如青海省森林公安局趙明說，過去很多媒體報道盜獵分子開著進口的越野車，拿著沖鋒槍掃射藏羚羊，而從歷來破獲的案件看，他們所用的槍支都是小口徑步槍，盜獵分子也極少會開高檔車，他們也是要講成本核算的。趙明還介紹，雖然現在盜獵明顯減少，但不排除更加隱蔽的盜獵，他們就了解到有的盜獵者甚至開手扶拖拉機進去，有些河道過不去，就把機器拆了背過去，拼裝好后再前進。珍貴的藏羚羊皮的優點，連盜獵分子都感慨，有一次公安機關把一群被困山里的盜獵分子抓獲，他們說，這個羊皮太好了，我們手凍得動不了，伸到皮子里一會兒就暖過來了。

　　出于對公安記者的信任，我這次在省里還見到了“沙圖什”披肩，就是西方貴族追求這個披肩才產生了藏羚羊絨貿易的需求，最終導致大量藏羚羊被貪財的人們獵殺。一條“沙圖什”市場價在3000美元到三萬美元之間，摸著“沙圖什”的手感極好，有絨的柔感，又有絲綢的輕滑。為了證實這就是所說的“戒指披肩”，我們的女志愿者拿出了戴在食指上的戒指，當把這個長兩米、寬一米的披肩對角對好戒指孔，輕輕一拉，披肩就穿過來了，令人嘆為觀止。當我要求讓民警拿上披肩照相時被制止了，因為這并不是我們繳獲的，這是香港方面送來的標本，我們國家就沒有這方面的市場。所以我臨走時得知他們去追捕一個盜獵團伙時，心里甚是牽掛這些民警的安危。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我作為一名民警的責任感變得越來越強烈。在可可西里，我作為志愿者也同樣成了被采訪對象，被問及最多的就是：“你在這里有什么收獲？”我也常常這樣問自己。現在總結一下，至少有三方面的收獲：豐富了人生經歷；鍛煉了自己的采訪報道能力；對可可西里的環保有了深切的體會和認識。

　　在可可西里，一些新聞同行、探險家、旅行者對我常常說起一句話：“可可西里會讓人上癮的！”當我重新回到這個繁華的都市，我也一時說不清那塊神奇的土地究竟是什么讓人牽腸掛肚、難以割舍，于是，我開始期待著下一次的成行。因為自己活動范圍大、機遇好，而且適逢動物遷徙的季節，我見到了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驢、藏原羚、狼、沙狐、斑頭雁、金雕等等，見到的動物數量和種類遠遠超過了前面的志愿者，甚至令多次深入可可西里的扎多都感到驚訝。可可西里的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還是很有成效的，我所見到的野生動物大大超乎我的想像，不僅在深入保護區，就是在青藏公路的邊上都能看到。因為自己活動范圍大、機遇好，而且適逢動物遷徙的季節，我見到了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驢、藏原羚(黃羊)、狼、沙狐、斑頭雁、金雕等等，見到的動物數量和種類遠遠超過了前面的志愿者，甚至令多次深入可可西里的扎多都感到驚訝。

　　我喜歡攝影，這次也是一個極好的拍攝野生動物的機會，只是相機的條件不是很理想，300毫米、5.6光圈的鏡頭也差強人意，拍攝就在興奮與缺憾中度過，迎合了當下時興的一句話：“痛并快樂著”。

　　這些動物中，藏羚羊、藏原羚都太警覺，而且在荒原中的奔跑速度遠非汽車所及，拍攝的好機會也只是在清晨或雪后的公路沿線，碰巧了會在路邊50米范圍內發現它們；能見著野牦牛的機會極少，有一次機會就得抓住，不管拍攝條件如何了；只有藏野驢、沙狐拍得最過癮。

　　拍野驢最有意思的是在5月19日下午，我在保護站前方1500米處發現了一群野驢，而且有的在臥著懶洋洋地曬太陽，我就決定徒步去拍。一開始我很小心，把兩用的志愿者防寒服換穿了深色的一面，盡量走隱蔽的低洼地。后來我甚至在100米左右的距離上與驢群相持了好一段路程，拍的差不多了，我發現它們好像不怎么害怕，于是就打起了響哨，驢群也不緊張，我更是索性唱起歌，邊走邊唱邊拍。

　　最早見到沙狐，覺得也不好拍，小動物膽更小。后來我就意識到，沙狐是個很能體現人與動物關系的題材，因為它常在保護站附近活動，而且覓食時會穿越青藏公路(雖然其它動物遷徙時也肯定會穿越，但它是惟一能見著的)。到月底，我在一次追蹤拍攝中發現，覓食的沙狐只要你的動作不要太夸張，保持20米左右的距離，它會耐心地捉它的老鼠而不怎么理你。摸著這個規律，我就連著跟了兩次，每次都要走個四五千米。我拍了沙狐走在公路上、沙狐在路基下望著汽車、沙狐走過保護站門前等。那一次，我在路邊高處對著匍匐著的沙狐聚焦，我發現它出奇的認真，拿鏡頭左右一瞄，嘿！原來它的前方一米左右處正蹲著一只老鼠，因為老鼠離洞口就10厘米，所以它不敢輕舉妄動。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