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毒書記”張二江任職期間，與100多個女人有不正當性關系，包括黨政機關干部15名。一些靠色權交易贏得張二江歡心的女干部中，7人得到提拔，兩人的丈夫得到升遷，“張二江現象”被當地群眾譏諷為“一夜春夢，終生受益”。但是在此次公審“五毒書記”的過程中，因立法空白張二江案最為引人關注的“性賄賂”問題卻沒有被提起公訴。有關省的調查顯示：被查處的腐敗案件中，貪官貪色的比例幾乎是100%，從貪色到腐敗成了許多腐敗分子的墮落軌跡，很多金錢難以“打通”的關節，美色則能統統“擺平”。因此有人呼吁：“性賄賂”觸目驚心，應引起法律界的重視。然而，記者就此問題采訪的結果是，法律界專家異口同聲：《刑法》很難給“性賄賂”定罪。

　　7月23日至25日，原湖北省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受賄、貪污案開庭審理。國內200余家媒體、當地數千名各界群眾，聚集在由潛江市廣華禮堂改成的臨時法庭內外，現場直擊法律將給這個曾被湖北省委書記喻正聲怒斥為“吹、賣、嫖、賭、貪”五毒俱全的腐敗分子以怎樣的制裁。據檢察機關指控：張二江在任職期間，利用手中的權力，先后收受賄賂合計人民幣70余萬元、美金4300元，張還貪污公款10萬元。張二江案庭審一開始，有媒體就評論說，張二江的經濟犯罪數額在眾貪官中只能算“小菜一碟”，人們對張二江道德淪喪、腐化墮落等色權交易的關注，已遠遠超過了他犯下的經濟罪行本身。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張二江對黨風廉政建設影響最壞、社會危害最大的“性賄賂”行為因法律空白并未在該案的審理范圍。那么《刑法》中有沒有可能增加“性賄賂”罪名？記者進行了采訪。出乎意料的是，記者隨意采訪的七八位業內專家，對此的觀點出奇的一致，都認為“性賄賂”不應該列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其觀點如下：

　　-觀點一：“性賄賂”概念不準確

　　據有關人士概括：目前社會上常說的“性賄賂”，是指利用女色賄賂國家工作人員，以使其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他人牟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

　　而不少法律專家則認為“性賄賂”的提法本身就值得推敲。我國刑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高銘暄說，從字意上分析，“賄賂”兩個字都是“貝”字旁，“貝”在古代是“貨幣”的意思，即“賄賂犯罪”應該指與財物利益有關的一個罪種。而“性賄賂”中的交換物不是錢財而是“性”，用“賄賂”兩個字與“性”搭配，在《刑法》中專門設立一個“性賄賂罪”恐怕不合適。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國家法官學院張泗漢教授也說：我不同意在法律中有“性賄賂”的提法。“賄賂犯罪”是指用財物買通國家工作人員，獲取不正當利益，“性賄賂”的提法在法理上解釋不通。目前一些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包二奶”或和多個女性發生性關系，為其牟取不正當利益，這種現象非常可恨，影響也很壞。但是要不要通過增加“性賄賂罪”來調整呢？我認為不會這樣。色權交易的現象在我國早就存在，過去曾經按強奸罪、通奸罪進行過追究，但是司法實踐中證明有些界限很難界定。

　　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張笑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性賄賂”作為社會譴責腐化分子生活墮落的語言近兩年不斷出現在媒體上，但是作為司法機關內部卻不太用這個詞。因為作為一種“社會語言”可以這樣說，但是在司法辦案中，每一個用詞都必須非常嚴謹。“賄賂”在司法實踐中是指收受可以用數量計算的財物，而“性”只是一種行為，一種感受，難以用數量計算，難以衡量，其本質上與“賄賂”兩個字并不搭界。

　　還有人士提出，“性賄賂”中的“性”與財物不同，它和人身屬性不可分離，是人類特有的現象。當一個人在實施財物賄賂時，財物僅僅是賄賂行為的工具，但是如果“性賄賂”的罪名成立，就會導致“人本身或人的性行為是商品或工具”的謬論成立。

　　-觀點二：“性賄賂”與“有感情”難界定

　　張笑英副局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說，《刑法》中不好增加“性賄賂罪”的另一原因，是在司法實踐中賄賂雙方是一種權色交易，還是真的有了感情不好區分，這會給實際操作帶來很大的困難。比如我們在日常辦案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某些人確實因為與當權者之間的“性”關系牟取了不正當利益，從這點上說存在“性賄賂”的性質，但是又不好說兩個人完全沒有感情，完全是用出賣性行為換取錢財，因為兩個人到后來已經發展到“談婚論嫁”的程度，個別人甚至以夫妻的名義一起生活。類似于這樣的案件，在操作中很難區分哪些行為是屬于純粹的“性賄賂”，哪些不是。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師事務所錢列陽律師認為：情婦問題、“性賄賂”問題，表現為法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因為要涉及人的情感和內心變化，不確定因素非常大，而且隨時有可能會發生變化，在司法實踐中界定起來很困難。比如，你要追究某人有“性賄賂”行為，人家雙方之間有了感情怎么辦？剛要追究，人家結婚了怎么辦？如果被“賄賂”的一方是單身，人家屬于正常戀愛怎么辦？社會上可以出于對腐敗分子的氣憤用各種語言、方式譴責張二江之流的墮落，但是作為一個法律人必須理智地看待要不要在《刑法》中增加“性賄賂罪”的問題。

　　一位叫楊力的人士也就要不要增設“性賄賂罪”撰文強調：一個罪名出臺的基本條件，一是具有社會危害性，二是具有普遍性，但還必須考慮到這種罪名設置在司法實踐中的操作難度。

　　-觀點三：“性賄賂”定罪取證難

　　錢列陽律師說，在《刑法》中增加“性賄賂罪”還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取證。依法定罪的原則是證據。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等可以通過查獲贓物、提取書證、證人證言等多種方式收集證據，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而“性賄賂”由于性行為本身就具有發生在兩個人之間，隱蔽性強的特點，目前的立法技術、取證手段都難以收集到可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的證據，所以實際操作起來也有非常大的難度。

　　曾撰文闡述個人觀點的楊力先生也提到，財物賄賂一旦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即使受賄人不承認，也不影響對其定罪量刑；而“性賄賂”所能收集到的證據形式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供述，“性賄賂”的另一方出于懼怕輿論壓力和保護自己等種種原因，很少有人會出來承認與犯罪嫌疑人有過“性賄賂”行為，因此很難取得其他形式的證據來相互印證，而犯罪嫌疑人處于各種目的和動機，其供述又很難保證十分可靠。因此，對“性賄賂”定罪的證據采集，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一個瓶頸。此外，如果一些不法分子收買女性或拼接有關“性賄賂”的視聽資料對人進行報復、誣陷，所謂“受賄人”又難以辯白，還容易出現錯案。

　　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黃京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性賄賂”確實是目前法律上的一個空白。但是這個空白需不需要在《刑法》中增加“性賄賂罪”的條款來填補？世界各國的法律不一樣，但是立法規律是一樣的。“性賄賂”的問題，可以說古今中外同樣存在，那么為什么沒有相關的法律來制裁呢？這里面肯定也有它的原因。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性賄賂”調查取證困難是重要原因之一。

　　-觀點四：“性賄賂”定罪量刑難

　　高銘暄教授對此曾提出自己的觀點說，從現行《刑法》來看，賄賂行為的罪與非罪，賄賂罪的量刑輕重，都依據賄賂的財物數額多少而定。而“性賄賂”的賄賂物是“性”，而“性”是無法量化的。所以“性賄賂”定罪量刑的依據就是個問題。

　　網上的一篇文章還揭示出使“性賄賂”量刑更加復雜化的現象。據介紹，“性賄賂”根據所求事情的輕重、受賄官員的位置高低等，用來行賄的女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最一般的是去色情場所，高級一點的則根據領導的喜好專門物色人選，對那些職位非常高的官員，行賄者甚至用飛機空運挑選好的“人選”供受賄者享用。有關人士說，行賄者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把用來行賄的女性當做商品分成三六九等，但是立法中的定罪量刑卻絕不可以此為依據，因為這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觀點五：法律不是萬能的

　　錢列陽律師在接受采訪時說，現在社會上流行著一種不正確的觀念，認為只有法律是萬能的，所有對社會造成危害的行為都可以通過法律解決問題，無限的夸大了法律的效力。在對“性賄賂”問題的看法上也是如此，總認為“性賄賂”的社會危害性越來越大，所以呼吁盡快立法杜絕“性賄賂”現象，而實際上法律并不是唯一能夠調整社會矛盾的工具，除了法律之外，行政手段、道德譴責、輿論監督等都是解決矛盾的辦法，《刑法》是調整社會矛盾的最后一道關口，就像是一把好刀，但是不能濫用。《刑法》本身具有非常的嚴肅性，在立法技術還不成熟，出臺一項法律條款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況下，絕不能盲目去做，否則就會破壞《刑法》的嚴肅性，使法律庸俗化。

　　張泗漢教授也說，對于腐敗問題是不是都要動用《刑法》解決？《刑法》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后一個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類似于“性賄賂”、色權交易的問題，黨紀、干部條例等都有嚴令禁止的規定，有類似問題的黨員干部完全可以通過黨紀或行政追究受到制裁。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認識，認為“性賄賂”的危害性已經超過了錢權交易，實際上這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

　　對此黃京平副檢察長也認為，法律不是什么矛盾都可以解決的，即使需要通過立法調整的社會問題，也一定要考慮立法的時機是否成熟，考慮到立法之后的執法效果會怎么樣。如果通過論證認為今后執法的難度太大，這樣的條款恐怕還不如暫時不出臺。雖然有些問題目前看起來非常嚴重，但是也只能容忍其存在，不能破壞罪行法定的原則，否則依法治國就永遠也實現不了。

　　-觀點六：現行法律也能管點兒“性賄賂”

　　在談到媒體報道的張二江曾和100多個女人發生過性關系，“性賄賂”的普遍性和危害性在張案中非常突出的問題時，黃京平副檢察長馬上問道：這些女性都是些什么人？

　　他說，首先應該分清楚“性賄賂”的性質，如果這些女性是社會上專門從事賣淫活動的人，完全可以按照治安管理方面的規定或行政法規進行處罰，如果像媒體上報道的因“性賄賂”越權提拔干部，也可以按現行《刑法》中規定的“瀆職罪”進行追究，依照有關規定對被提拔的干部進行免職處理。他認為，除了黨紀和行政手段，現行法律法規中也不是對“性賄賂”一點兒沒有辦法。

　　張泗漢教授也說，實際上很多“性賄賂”的行為都能并入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的案件一起處理，不少貪官的“二奶”、“情婦”最后都會不同程度地卷入這個貪官的犯罪活動中，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成克杰的情婦李平，被指控犯有伙同成克杰受賄罪和參與走私罪，一審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李紀周的情婦李莎娜被指控犯有走私普通貨物罪，現正在廣州受審。

　　-觀點七：一個罪名不能只管某些人

　　持此觀點的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新欣說，“性賄賂”是目前腐敗案件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從生物學的角度說，男性都有將自己的基因最大限度擴散的欲望，但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類社會“一夫一妻”等婚姻制度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人的這種需求。這種需求就變成人性中的一個弱點。人要高尚的生活就必須在某些方面約束自己，但是不能否認，一些意志薄弱者一旦條件容許就不會放過滿足人性需求的機會。人性的這種需求就成了產生“性賄賂”的土壤。

　　那么“性賄賂”是不是要定為一種犯罪呢？陳新欣副研究員說她也同意法學家們的觀點。她說，成年男女有對自己性行為負責的能力，“包二奶”雖然受到社會的譴責，但是也沒有說可以判刑。如果為了獲取金錢，受到提拔或得到住房等目的進行性交易，只能說明道德低下，應該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但是并不能說是犯罪。因為立法要考慮對所有人的效力，而不能是只對一部分人有效。如果“性賄賂”可以定罪，那么官員群體之外的婚外情、“包二奶、三奶”等是不是也要追究法律責任呢？

　　在三天的采訪中，記者曾幾次試圖找到一些對《刑法》中是否要增加“性賄賂罪”持不同看法并且有非常成熟想法的人，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從網上的資料中得知，原南京大學法學院一位叫金衛東的研究生，曾較早發表過應設立“性賄賂罪”的論文，但是記者將電話打到南大后被告知，金衛東先生已畢業離開南大不知去向。所找到的一些有關呼吁增加“性賄賂罪”的文章，也多數是僅列舉出大量“性賄賂”事例和社會危害，但是對立法怎么立、怎么執行并沒有更多的思路。看來解決“性賄賂”的問題，真的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李罡)

　　《北京青年報》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