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樊綱被任命為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作為其中唯一的專家學者(其他委員都為財經部門的副部級官員),樊綱的任命引人矚目。

　　兩年前，余永定接替社科院金融所所長李揚是因為匯率改革成為當時央行最為緊迫的任務。而樊綱的履新是否意味著，緩解流動性過剩、控制貨幣信貸增長已被提上央行的日程。

　　反對人民幣快速升值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的一位人士評價說，有著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綱，對中國宏觀經濟有比較深的、系統的研究，目前中國經濟運行遇到的挑戰日益加劇，決策層需要樊綱這樣的學者能給出獨立、有見解的建議。

　　“可以說是眾望所歸。他是中國學者中最早對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系進行系統分析、對歷史上的一些爭論進行系統清理的經濟學家。”一位央行現任貨幣政策委員評價說。

　　對于自己的任命，樊綱解釋說，自己是一個比較均衡、比較專一的人，一定會對得起新角色賦予自己的使命。

　　這一任命也使人們重新關注他的一些觀點。

　　在匯率問題上，樊綱認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他反對人民幣快速升值，也不認為國際失衡問題完全由中國承擔責任；而對于投資與社會總需求問題，樊綱則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出現了驟冷的苗頭，投資增速下降過快的現象要引起警惕。他認為，眼下，央行貨幣政策決策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為緩解流動性過剩而采取繼續加息的措施，將刺激境外資金流入，從而再次加劇流動性過剩的狀況。而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而降低貨幣市場利率，又將導致境內銀行收益的進一步收窄和貸款沖動的進一步加大。

　　作為宏觀經濟學家，樊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卻比不少知名的研究微觀的經濟學家還有經濟學原則。“他處理宏觀問題簡單清晰，微觀的價格原則如影隨形。”國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對樊綱很推崇。

　　在樊綱看來，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趨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門科學。它可以用來解釋一切行為與現象，甚至包括形而上的道德范疇，比如誠實。他認為，社會提倡誠實，不僅僅因為它是一種美好的品質，還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運行是建立在每一個公民都誠實的基礎之上，這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將是最低的。

　　“京城四少”

　　著名經濟學家鐘朋榮對樊綱有很高的評價。“當時，演講、在外面兼職幾乎成為了一種時髦，” 鐘朋榮說，“而樊綱1987年回國后卻一直專注于學術研究。”

　　在經濟學家異常走紅的今天，樊綱卻一直躲在“書齋”里做他的學問。這讓很多人都難以理解。

　　“我想揭開‘中國問題’之結，想用自己所學、所‘悟’的一些東西去嘗試一番。”談及此事樊綱顯得十分平靜，在國外許多問題已經在腦子里轉悠許多年了，很難停下來。

　　這幾年的時間，樊綱基本上是在書齋中度過的，學術成果“井噴”而出。其間，他與劉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鐘朋榮、魏杰一起被稱為當時經濟學界的“京城四少”。

　　他在1989年寫的博士畢業論文《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現已作為中國大陸第一部對各種經濟理論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受到了廣泛重視；他的早期論文《灰市場理論》亦于1991年榮獲中國經濟學的最高榮譽———孫冶方獎；1992年出版的學術名著《漸進之路———對經濟改革過程的經濟學分析》，用現代經濟學方法對體制變制的性質、改革過程中的利益沖突、改革方式的選擇等基本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為改革階段的中國社會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樊綱與其他三人一起成為了中國經濟學界中的“黑馬”。1992年，他被破格晉升為社科院研究員，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3年成為社科院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在《世界商業評論》評選的2004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10大經濟學家”中，樊綱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出色的理論闡釋者，他的《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和綜合》奠定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地位。

　　當時，他除受政府委托進行研究并就各種經濟政策問題向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并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之外，還被世界銀行、UNDP、ESCAP、OECD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應邀到許多國家講學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合作研究，在國際經濟學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他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論點經常被國內報刊雜志電視傳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等重要媒體引用。

　　“洋插隊”

　　“最難忘的兩大經歷，是土插隊和洋插隊，即下鄉與出國。知青下鄉，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那時候完全是兩眼一抹黑、沒有出路的生活。我們在國營農場開拖拉機，后來到農村干活，推的小車還是木頭輪子的，上千年前也是用這個。出國則是震撼，學術上知道了經濟學之大、之廣、之深；去人家的超市，那是商業震撼，才真正明白我們的經濟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樊綱說。

　　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博士研究生期間，樊綱以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訪問研究員的身份，赴美留學。

　　很少有人想到，這個后來的經濟學家，卻也當過一段不太合格的學生。

　　樊綱為自己預定的目標是要多上點課，學習知識，因此從一開始就到哈佛大學去旁聽研究生的課程。樊綱雖然在大學里就幸運地上過比較扎實的西方經濟學原理課程，碩士研究生讀的也是西方經濟學專業，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跟起來仍然吃力得很。當時，他并非正式注冊的學生，可以不讀書不做作業，甚至可以不去聽課，輕輕松松當一個“訪問”學者，四處走走增長些見識，寫些東西，也說得過去。好幾個月的時間，樊綱就這樣，在似有壓力似無壓力、似學非學之間溜掉了。

　　直到后來，當他決定不留在美國謀職而是回國之后，意識到這可能是他最后一個在課堂上系統地學習當代經濟學理論的機會，這個機會失去了，自己再學可能再費不知多大的勁也不一定真正能學通，樊綱才下了一定要“學進去”的決心。

　　暑假之后，樊綱從頭學起，跟著班上的學生一起聽課、做作業、參加小組討論甚至參加考試，硬著頭皮把兩個學期的兩大理論課程———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宏觀經濟學跟了下來，雖然沒能繼續留下來讀一個洋學位，但他還是感到很踏實也很充實，畢竟把當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系統地學了一遍，其他事情可以以后再做了。對于當時的選擇，樊綱現在想來不免還有些后怕：如果那時沒有咬牙堅持下來而是因缺乏壓力開溜，自己可能會一輩子后悔。

　　“土插隊”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樊綱剛剛通過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一年半后“就近分配”，進了中學，又一年半后就“初中畢業”了。其實當時沒上過什么文化課，數學學到了正負數，英語學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字母念到第8個(H)，然后就是上山下鄉。

　　樊綱與經濟學相逢為時很晚。

　　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這就決定了樊綱不能參軍，不能作為工農兵上大學，事事都要排在別人后頭。1969年，樊綱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呆就是六年。

　　在一切能嘗試的希望都已經破滅之后，樊綱一生當中第一次自己獨立做出一個重大生活選擇：以“投親靠友”的理由，轉插到一個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圍場縣農村。

　　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的轉插是選擇了下坡路：到村里后第一天參加勞動，就是推小車拉土，那是屬于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式的木制獨輪車，2000年未變的生產方式，與兵團農場的拖拉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冬天里每天只吃兩頓飯，晚飯一般只是玉米粥，五點鐘喝完，七八點鐘人就開始餓得發慌了。沒有了經濟收入，要靠家里接濟，沒有了同學、好友，惟一的親戚即堂哥還遠在50里外的縣里，闖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經歷了一生中最為沉重的孤獨。

　　但是，雖然仍在邊遠的山溝溝里，畢竟河北離北京近了點，而且農民們和縣里的干部們不像兵團首長們有那么強烈的關于右派子弟的概念，對城里來的“有點墨水”的知青，總會給點特殊的關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關系和在縣里幫他使勁，不到一年的時間，樊綱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專職搞群眾文藝的創作。有了一個讀書寫字的條件，樊鋼感覺自己多少有了點用途。

　　1977年，樊綱在一個公社鑄鐵廠作為縣文化館的創作人員體驗生活時，從收音機里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當晚就趕回縣里與親友商量。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學經濟系，自此進入經濟學門檻。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這是樊綱常說的一句話。樊綱表示，努力把事情做好，但不一定追求它有多么輝煌的成果，多么大的利益，用比較平和的心態，用比較超脫的心態，認認真真地專業化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稿件來源：中國證券報，作者：石朝格 錢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