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住宅保障體系中的實物補貼可能將分為三個等級：廉租房主要面向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家庭；租賃型經濟適用房面向低收入家庭；限價商品房將面向拆遷戶或無房戶”——這是建設部官員日前向記者透露的未來住宅保障體系新方案。(《第一財經日報》8月9日)

　　無疑，經濟適用房“以租代售”，是該新方案的一個最大亮點。之所以出現這種改變，上述建設部官員向記者解釋：一方面是由于，“一次性的出售令經濟適用房制度缺乏退出機制”；而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不斷需要拿出土地來建設經濟適用房，由于經濟適用房的售價不包括土地成本，僅包括一半的配套成本……令政府不堪重負。”

　　通過“以租代售”建立起經濟適用房的退出機制，實現其循環利用，從而滿足更多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這樣的解釋當然沒有問題。但問題是，為政府在住房公共服務上“減負”，也能成為經濟適用住房所以施行“以租代售”的理由嗎？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政府為經濟適用房建設“拿出的土地”，原本就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財產，以公共財產服務于社會公益——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何以會成為負擔，并且“令政府不堪重負”？更重要的是，為社會提供諸如經濟使用住房這樣的公共服務、福利，本來就是政府的天職。為履行公共服務職責，政府“拿出土地來建設經濟適用房”，犧牲一點自身的經濟利益(土地出讓金)，談何重負？

　　統計顯示，截至2004年，全國累計竣工的經濟適用住房為300萬套。雖然，孤立地看，這并不是個小數目，但如果考慮到全國家庭總數，以及其間眾多低收入家庭的經濟適用房需求，這樣的經濟適用房建設規模顯然并不充分。相比與從其他房地產項目中獲得的經濟利益，這一部分投入恐怕也不能說是“令政府不堪重負”。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這些數量其實有限的經濟適用房，在現實中，由于受制于“購買對象失控、建設標準失控、監督環節失控”等制度環境，也并沒有都真正“適用”到最需要它們的居民手中，諸如“住著經濟適用房，開著高級小轎車”之類的現象，在各地屢見不鮮。乃至一些時候，經濟適用房的建設、銷售淪為開發商、官員們漁利、腐敗的工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存在上述問題，才不斷出現徹底取消經濟適用房、用廉租房取而代之的呼聲。

　　實際上，筆者之所以對經濟適用房“以租代售”背后的“減負”說辭，感到憂慮和不放心，另一個重要理由還在于：從歷史經驗上看，類似這樣的“減負”思維，往往會使原本基于民生公益的公共政策扭曲走形，甚而成為一些部門推卸公共責任的借口。

　　還以經濟適用房制度為例。據悉，當初在對經濟適用房進行定位時，就曾有過“租售并舉”的建議，之所以最終決定“只售不租”，一個重要背景是，“與當時拉動內需有直接關系”，“當時鋼材過剩，只有蓋房子才能消耗這些鋼材，而經濟適用房也被作為拉動內需的一種手段”。(《南方周末》8月3日)

　　“拉動內需”、“減輕政府負擔”，這是多么讓人耳熟的詞句。如今被普遍認為“不成功”的教育、醫療領域改革，當年，不都曾用過這種堂皇一時的理由嗎？于是，大學急速擴招、教育產業化如火如荼，催生學費飛漲；公立醫院被“甩手”、只給政策不給錢，導致以藥養醫、醫療費用暴漲。

　　殷鑒不遠。因此，面對經濟適用房“以租代售”的住宅保障體系新方案，在支持與歡迎的同時，對于“減負”思維下，可能潛含的公共政策異化風險，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和防備。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