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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泉政治是以“靖國神社至上主義”為特征的“民族主義煽動型政治”

　　9月26日，剛剛當選自民黨總裁的安倍晉三獲得日本國會認可，正式擔任日本首相，這為歷時5年多的小泉政權正式畫上了句號。作為戰后日本政治當中的“異類”，小泉究竟有何能耐成為“風行”日本的長命首相，小泉政權又會對日本帶來什么影響？

　　獨斷獨行、突出個人

　　一般來說，日本的政治文化傳統視“不突出個人”為美德，不崇尚個人獨斷型的政治領導人，前首相宮澤喜一甚至認為，首相就跟火車司機一樣，“誰來駕駛都沒關系”。

　　然而，小泉首相卻一反日本歷來的政治文化傳統，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極端突出個人，自作主張，一意孤行，把“獨斷”型決策風格發揮到極致：

　　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小泉不顧鄰國的反對，不顧地方法院的“違憲”判決，不顧半數以上國民不贊成首相參拜的意愿和主流媒體的批評，不顧在野黨的反對和自民黨內許多政治家的苦苦相勸，不顧國際社會乃至美國一些政治家和主流媒體的批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參拜問題上強調所謂“個人信念”，成為世上罕見的將“個人信念”置于國家外交利益之上的政治家。

　　在郵政民營化問題上，小泉首相如此高度關注，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個人因素有關。小泉的祖父小泉又次郎在昭和初期的濱口內閣中曾任遞信大臣，當時，小泉又次郎就致力于“電信電話事業的民營化”，后來由于遭到大藏省的反對而沒有搞成。小泉本人也當過郵政大臣，在1995年，陷于雙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的美國將填補赤字的目標之一鎖定在設法攫取日本的高達150萬億日元的郵政儲蓄上，要求日本通過民營化開放郵政儲蓄。這使當時任郵政大臣的小泉對美國政府的意圖心領神會。可以說，郵政民營化是小泉首相一家三代的夙愿。

　　2005年的“9·11”選舉更是顯示小泉獨斷專行、精于做戲、擅長煽情、操作輿論的一次“劇場型政治”的“精彩”演出。按照西方議會民主的慣例，國民選舉國會，國會遴選和監督內閣，如果內閣被不信任，當然應該是內閣辭職，而不是內閣總理出來解散國會。然而，小泉卻違背議會民主主義的慣例，在郵政民營化法案遭參議院否決后，立即解散眾議院。這意味著作為被監督者的內閣向作為監督者的國會發難，有的憲政研究者稱這種有悖常理的行為是“政變”，可以說言之有理。

　　小泉首相的帝王化

　　自民黨在“9·11”選舉中獲得大勝以后，小泉洋洋自得，溢于言表，可以說是達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頂峰。他強硬地、不按既有的法案出臺順序，迅速通過了“郵政民營化法案”，毫不手軟地封殺持不同意見的異己，恣意地提拔附和自己的新人，出現了一批借“9·11”選舉旋風爬上政壇、被稱為“小泉孩子”的年輕新議員。

　　有的雜志這樣描繪“9·11”選舉后日本國會開會的情景：小泉發表施政演說時，每說完一句話，坐在前面議席的“小泉孩子”們就一起熱烈鼓掌。會議結束后，警衛一聲呼喚，“小泉孩子”們齊刷刷地站在通道兩側，低頭致意，列隊相送，目視小泉洋洋自得地走出國會，鉆進汽車。這會令人想起江戶時代的將軍威風凜凜地出場的光景。日本評論家立花隆稱此現象為“小泉首相的帝王化”。

　　難怪不少日本內外學者驚呼：“頭一次見到如此自行決定的首相！”難怪在2001年曾經幫助小泉競選自民黨總裁、號稱“小泉首相之母”的田中真紀子稱其為“怪人”，懊悔自己“生”下一個“殘缺次品”；難怪心理醫生對他的評價是“自我陶醉型的人物”；難怪自民黨政治家野中廣務認為顛覆了日本政治傳統的小泉之流得以所向披靡的“日本已不再是日本”；難怪立花隆懷疑小泉“砸爛自民黨”的最終結果可能是“砸爛日本”。

　　迎合日本民眾心理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在21世紀初的日本政壇上跳出一個小泉這樣的“帝王化的首相”絕非偶然。小泉的表演迎合了日本國民期待出現強勢領導人的心理。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中國等周邊國家的經濟卻持續增長，這種明顯的反差使百余年來在亞洲“一枝獨秀”的日本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不適應，越來越多的人們期待日本能夠出現一位強勢領導人，帶領日本厲行改革重振國勢，擺脫戰敗國的陰影和實現“政治大國”的目標。小泉正是抓住日本國民的這種心理，通過高呼改革口號和扮演強勢領導人的姿態，贏得了戰后日本歷屆首相所難以企及的高支持率，這成為其推行獨斷政治的資本。

　　其實，小泉在出任首相前，并沒有參拜什么靖國神社，也曾反對“海外派兵”，對日本“爭常”也提出過置疑。在1995年，小泉首次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敗給了橋本龍太郎，1998年又敗給了小淵惠三。2001年4月，小泉再度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完全改變了戰術，喊出了“改革無禁區”和“參拜靖國神社”的激進口號，在自民黨基層黨員的熱烈支持下脫穎而出。

　　小泉出任首相以來，其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以擅長利用信息時代的政治煽動手段的杰出演技，擺出“對內改革”、“對外強硬”的“拼命三郎”姿態，堅持“說了就做”、“決不反悔”的硬漢作風，特別是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小泉通過桀驁不馴地參拜靖國神社等怪招竭力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然后又以高漲的民族主義為依托，推行一系列強硬的內外政策。

　　惡劣影響不可估量

　　從體制因素看，小泉強化了黨的總裁對全黨的控制，雖然起到了進一步摧毀派閥的影響力的積極作用，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權力過于集中、缺少制衡力量的、專制主義的強權政治。人們擔心，如果不能阻止小泉一步步拆除日本政治中的反饋和制衡的裝置，將日本政治再度引向集權和專制主義，就有可能重蹈戰前日本的覆轍，導致整個社會在極端政策的誤導和煽惑之下，在類似幕府末期的攘夷感情和狂熱的民族主義的蔓延之中，脫離戰后和平發展的軌道，直至無可阻擋地再次“翻車”。

　　小泉成為日本戰后60余年來在位時間名列第三的“長命首相”絕非偶然。有的學者將小泉政治形容為“感性政治”，其實，更確切地說，小泉政治是以“靖國神社至上主義”為特征的“民族主義煽動型政治”，小泉利用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為手段，在日本國內煽動民族主義，并刺激曾經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鄰近國家的人民的感情，再利用鄰近國家的反應轉過頭來進一步激發國內的民族主義，在這種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中，進一步加快了日本向右轉的步伐。然而，其結果卻使日本外交四處碰壁，國內改革亦被“政治化”而失去明確目標。這不能不說是日本的不幸和悲哀。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作者：馮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