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9月19日電 香港文匯報今天刊發(fā)時事評論員余永勝的文章說，9.18事變過去整整75周年了。當年的當事人大都已經(jīng)逝去，但如何看待那段歷史，卻仍困擾著中日關系的現(xiàn)在和未來。雖然1972年中日邦交時確立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原則，仍應是支撐中日關系的基礎，但近年來日本社會卻在是否應堅持“以史為鑒”上出現(xiàn)了偏差，整個社會呈現(xiàn)明顯的右翼化趨勢。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靖國神社的負面效應
說到日本國民的歷史觀，不能不提靖國神社。靜態(tài)地看，靖國神社集中反映和體現(xiàn)了日本國民的歷史觀；動態(tài)地看，靖國神社對日本國民歷史觀的形成有明顯的誘導作用。靖國神社的歷史觀集中體現(xiàn)在游就館里。“游就館”這個名字，出自中國經(jīng)籍《荀子.勸學》：“君子居必擇鄉(xiāng)，游必就士”，意在為參觀者樹立一個榜樣。但實際上，游就館完全可以作為荀子這句話反諷的對象。游就館有兩大主題，一是介紹戰(zhàn)爭的緣由，把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歸為蘇聯(lián)、美國、英國、甚至中國“壓迫”的結果；二是介紹戰(zhàn)爭的目的，將其解釋為幫助亞洲國家擺脫西方白人的殖民統(tǒng)治，實現(xiàn)“大東亞共榮”，因而是“圣戰(zhàn)”。展示這樣荒謬的歷史觀，竟然被長期供奉，在外人看來確實有些匪夷所思。
許多中國人對靖國神社的認識有一個誤區(qū)，認為由于它是宣揚軍國主義的場所，所以只有右翼分子才會光顧。事實遠非如此。靖國神社是日本紀念“國家英雄”的最正式場所，已經(jīng)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對國民的感召力非常強。這也是日本領導人經(jīng)常不顧鄰國的強烈反對，執(zhí)意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日本政府之所以把甲級戰(zhàn)犯也放在這里，與其說是祭奠死者，不如說是激勵活者。這樣一個場所對于日本國民歷史觀的誘導作用可想而知。某種程度上說，靖國神社是日本國民歷史觀的一個縮影。
歷史教科書淡化侵略戰(zhàn)爭
毫無疑問，對于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影響最大的還是歷史教科書。許多人都知道，日本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觀荒謬至極，但實際上，對日本青少年危害最大的還不是這部分教科書，因為它的使用率極低，不到全日本學校的0.1%。其實，即便是普通教科書對于戰(zhàn)爭的描述和定性也遠不到位。比如，1982年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修改時，將其中的侵略一概改為“進入”；現(xiàn)在，日本政府仍然把8.15戰(zhàn)敗日曖昧地稱為“休戰(zhàn)日”。這樣的歷史教育對于青少年的影響，可想而知。
所以，中日韓三國聯(lián)合編纂歷史教科書的中方專家認為，中日雙方分歧的實質不在于歷史事實，而在于歷史觀上。日本學者往往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地糾纏于具體的歷史細節(jié)，而對歷史的宏觀定性卻作淡化處理。
日本新一代想甩掉歷史“包袱”
盡管教育對日本青少年產(chǎn)生了明顯的誤導作用，但要完全遮蔽歷史也是不可能的。許多日本青少年還可以從各種渠道了解歷史真相。日本青少年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出現(xiàn)偏差的另一個原因在于，新一代想擺脫歷史包袱。在他們看來，二戰(zhàn)已經(jīng)過去60多年了，當初的錯誤是他們的父輩甚至祖輩犯下的，如果要他們來承擔后果，這不公平；尤其是，現(xiàn)在是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時候了，如果總在歷史問題上挺不直腰桿，邁向正常國家的努力就會更加困難。
這樣的觀點當然是非常短視的，因為正確對待歷史是走向自新的開始，用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話說，就是“夫惟病病，是以不病”。當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無名烈士紀念碑前下跪向波蘭人民謝罪，世人就此評論說：“勃蘭特跪下了，德國站起來了。”這其中的道理，對于日本來說應當不難理解。
德國對日本的鏡鑒意義
歐洲的二戰(zhàn)歷史與亞洲很相似，都經(jīng)歷了一個法西斯國家對周邊鄰國的殘害。但歐洲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全面和解，其和解過程和方式對亞洲有著突出的鏡鑒意義。
在歐洲，“盟國”寬容與大度的前提，是德國對自己的問題有著深刻的反省與批判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仇結解開的關鍵，是施害者對自己的過錯有個正確說法。這方面，日本顯然還欠缺很多。當日本的首相們對亞洲人民說“反省”之后便溜進靖國神社參神拜鬼的時候，他們更應想到跪在受害者墓碑前的那個德國老人；當日本國民強調(diào)自己也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并以此作為減輕責任的借口時，他們應該知道，領導歐洲和解的前德國總理科爾和施羅德的兄弟與父親在二戰(zhàn)中一傷一死，兩人卻沒有因此而替德國開脫；而當施羅德把盟軍諾曼底登陸這一天稱為“解放日”的時候，日本卻將8.15稱為“休戰(zhàn)日”。歐亞在和解路上的同途殊歸，無疑值得各方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