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萬眾矚目的中共十七大10月15日如期在北京隆重開幕。人們對十七大的關注，聚焦在我黨如何回應當下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熱點焦點議題，如何規劃未來的發展目標、方向和路徑，如何順應歷史潮流和現實推力，如何凝聚黨內外共識，如何整合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推力，協調張力和化解阻力。

　　這也是人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黨代表大會一貫的期待。事實上，從十二大以來的歷次黨代會，每次都解決了當時的最重大問題。鄧小平在致十二大開幕詞時向全世界宣布，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強調全面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線。1997年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去世，為了表明中國將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前進，十五大提出要以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到了十六大，改革繼續深化，新社會階層不斷發展壯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中國化。

　　如今，改革開放走過了將近三十個年頭，開放的中國站在了新的歷史節點上。過去的五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幅提升，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回顧過去近三十年的歷史進程，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綜觀十七大報告，貫穿始終的主線是：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和國家到2020年的奮斗目標，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

　　這深刻有力地回應了改革進入到關鍵時刻的關鍵議題：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協調多元社會利益。具體的表述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前者的實現有賴于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政府執政方式的改革；后者的實現則要以民主政治為推進器。

　　十七大的思想路線的實現，將進一步扎實推進幾代領導集體順應歷史潮流提出的執政目標：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社會和諧。

　　停頓與倒退沒有出路

　　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執政綱領，相對于原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執政綱領，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就必須借助于改革

　　文/評論員 秋風

　　海內外對中共十七大十分關注，因為這次大會不僅會發生一些人事變動，更重要的是，將會確定未來若干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綱領。

　　當然，過去幾年來，執政黨就已經開始調整執政的方針和相關政策。本次會議通過修改黨章，把這些調整措施上升到準法律地位，同時通過組織人事安排來確保這些調整措施得到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在報告中，還更為具體地論述了落實這些綱領的改革措施。

　　從經濟體制來說，中國仍然處于轉軌的中間狀態。經濟增長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相對遲滯。這兩項原因同時發生作用，造成近幾年來民眾議論紛紛的“民生”問題

　　胡錦濤總書記在報告第二部分簡明扼要地對改革開放的歷程進行了回顧、總結。從1978年算起，改革開放馬上就要進入三十周年。誠如胡錦濤所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不過，三十年的改革歷程其實經歷過一些重大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整個執政黨及國民達成一個共識：必須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重演。因而，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固然穩步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甚至處于更為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實現經濟增長成為執政黨的主要目標，創造財富也成為國民的主要事業。雖然經歷過90年代后期的內需不振，但經濟增長已經至少經歷了90年代初和最近的兩輪繁榮。尤其是2003年至2006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10.4%。伴隨著經濟增長，民眾的財富當然也在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穩步提高。但是，由于制度變革沒有及時跟進，如此快速增長也帶來不少問題。

　　首先，經濟增長模式存在重大缺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環境與社會代價。

　　過去十幾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既得益于中國的后發優勢，也得益于人們的企業家精神之釋放，但某些扭曲的行為模式卻扭曲了這一增長過程。各級政府官員在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機制刺激下，采取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制性措施。很多地方政府奉行“親商”政策，為此而故意不執行環保監管措施，片面保護投資者權利，故意忽視雇員及相關民眾權利。這些政策導致了胡錦濤報告中所列舉的問題：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

　　其次，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相對遲滯。胡錦濤報告中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市場化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的癥結在于，各級政府要創造好看的政績，自然傾向于維持、甚至擴大對資源的控制權，其主要表現就是政府經營城市、經營土地。

　　盡管中國明確提出建設市場體制已有十幾年，中國加入WTO也已超過五年，但從經濟體制來說，中國仍然處于轉軌的中間狀態。黨政官員可以較方便地利用權力謀取私利。因而，經濟高增長也伴隨著少數政府官員的嚴重腐敗，腐敗的花樣翻新，數額節節升高。同時，各級政府奢侈浪費的現象也有所加重。

　　第三，上述兩項原因同時發生作用，造成近幾年來民眾議論紛紛的“民生”問題，如胡錦濤報告所說，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

　　經濟高速增長，卻出現民生問題，這或許有點奇怪，尤其是，如果回顧80年代的改革，就會發現十分鮮明的對比。之所以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卻出現民生問題，根源恐怕就在于，90年代以來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使人們的權利并未獲得平等保障，經濟的福利配置有失公平；而出現民生問題的所有領域也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壟斷未被打破、私人企業進入困難的領域。

　　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更多地以部分群體不滿的形態體現出來，社會結構所發生的變化則使部分群體提出了較為清晰的訴求。將近三十年的市場化變革，已經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城市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迅速提高，大多數人已經不在傳統的“單位”中，大多數民眾就業于非公企業中，大多數城市居民也已居住在私人購買的房屋中。

　　執政黨也已經注意到，一個中間群體正在逐漸形成。個人擁有了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因而，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變化性、差異性明顯增強。

　　但是，很顯然，目前的社會治理模式遠不能適應社會結構的這種變化。比如，逐漸享有充分的私人產權的人們要求法律更為公正地保障其產權，但礙于種種因素，法律的調整似乎仍顯滯后。

　　人們也希望更多的自治、更多的政治參與權利和機會、渠道，但目前人們參與公共生活的必要渠道還不夠暢通。而一旦這些合理的訴求不能得到及時的回應，本來可充當社會轉型之建設性力量的群體，也可能產生不滿。

　　經濟增長模式必須予以改革，關鍵是實現政府行為模式的轉變，這就需要推進民主政治。同樣，也只有完善民主制度，社會建設也才能夠具備制度基礎

　　面對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從2003年開始，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貫穿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綱領。胡錦濤在今次的報告中也數十次提及科學發展觀，并用專節討論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概括說來，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應當說，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執政綱領，相對于原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執政綱領，確實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就必須借助于改革。因此，胡錦濤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多個方面的改革措施。

　　首先，經濟增長固然仍然十分重要，但執政黨已經再三強調，經濟增長模式必須予以改革。胡錦濤的報告重提翻兩番的增長目標，但內容已大不相同。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胡錦濤今次則提出了更高要求:翻兩番是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也是有前提的：“轉變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

　　實現這些前提的關鍵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實現政府行為模式的轉變。人民設立政府的首要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甚至不惜為此犧牲其社會價值？政府片面地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必然會強化對資源的控制，必然會在投資者與雇員及其他相關民眾之間難以堅持其公正態度。只有政府準確地理解了自己的正當職能，經濟增長方式才能轉變，市場化改革才能重新獲得動力。

　　但是，官員們自己恐怕未必會這樣的自覺。科學發展觀也已提出三四年，但地方官員的行為模式似乎并無明顯改觀。因此，胡錦濤報告提出的第二方面改革反而是基礎性的，也即推進民主政治。民眾的權利獲得保障、民生問題得到解決的前提是民眾深入、全面地參與公共生活，能夠影響、控制、監督政府，使政府服務于自己，而不是讓自己成為政府官員的工具。

　　關于民主政治建設，胡錦濤的報告提出了很多具體內容，其基本原則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照此原則，如果人們已經確認，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眾已經廣泛地提出了強化產權保護、社會自治、民權保障、民主參與的訴求，那么，執政黨自然就會逐漸將重點放在政治體制改革上。

　　同樣，也只有完善民主制度，社會建設也才能夠具備制度基礎。提出“社會建設”，乃是執政黨近年來在理論上的一大創新。

　　在十七大的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更是用一節篇幅專門討論社會建設問題。胡錦濤提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所有這些都在強調政府對于民眾的福利責任。實際上，近兩年來，政府也在財政收入相對充裕的情況下，開始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但要使這種調整到位，就必須建立起健全的財政民主制度，使民意能夠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方向。否則，按照目前的財政決策體制，在民意與官意發生分歧的時候，往往犧牲的是前者。而這也正是過去若干年來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而財政支出中的福利支出不見增長、反而萎縮的制度根源。

　　當然，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種種問題，并不僅僅是體制缺陷所致，國民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嚴重缺失，也是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之源。同時，如果把社會建設單純理解為民生，理解為福利體系建設，也有失偏頗。胡錦濤也專門提出并論述了文化建設問題，并且指出，通往文化繁榮的惟一道路是，充分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廣大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而這當然需要對現有的學校、科研、文化體制進行改革。

　　至于社會建設，其內容也應當是十分廣泛的。比如，民眾擴大自治的范圍，而這就要求政府改變心態及法律，給民眾的自治努力留出更寬松的空間。

　　在目前，執政黨的改革，乃是所有改革中最值得關注的。胡錦濤在這方面的論述，突出了黨內民主這個主題。報告中一個引人注目的提法是“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也就是說，黨內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保障黨員民主權利，而改革的過程則需要依賴普通黨員的廣泛參與與推動，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環境。正是基于這些考慮，胡錦濤的報告提出了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推行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改革黨內選舉制度等改革設想。

　　胡錦濤說，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那么，如何在既有制度框架內推動革命性的改革措施，從而使制度實現一次革命性脫胎換骨，對于執政黨來說，對于全體國民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應對這一挑戰，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也需要全社會中不同群體普遍具備理性的建設和協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