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報告中“寬嚴相濟”仍是引人注目的亮點，代表委員們認為，“寬嚴相濟”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明智之舉，然而，怎么做才算“寬嚴相濟”，卻遠未形成共識——

　　我們需要怎樣的“寬嚴相濟”

　　在今年的“兩高”報告中，“寬嚴相濟”仍是引人注目的亮點。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指出，五年來，檢察機關“堅持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區別對待、注重效果。對涉嫌犯罪但無逮捕必要的，決定不批準逮捕149007人；對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決定不起訴73529人”。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報告中透露，五年來，法院依法宣告1.4萬名刑事被告人無罪。

　　站在宏觀角度，將“寬嚴相濟”作為現階段的刑事政策，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明智之舉，沒有人會反對。然而，從微觀的操作層面，怎么做才算“寬嚴相濟”，卻遠未形成共識。

　　“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應該明確寬在何處，嚴在何方，嚴防司法實踐中模糊辦案，避免隨意性和片面性。”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劉白駒的話，道出不少人的心聲。

　　“弒父的兒子”和“捂死妹妹的姐姐”

　　最近，兩起案件引起廣泛爭議。對被告人的判決，是體現了寬嚴相濟還是對寬嚴相濟的背離，更是眾說紛紜。

　　一起案件發生在吉林：鎮賚縣農民楊立酒后與父親楊柏清發生爭吵，楊立用茶杯、罐頭瓶、磚塊等物品擊打楊柏清頭部致死，事后把尸體拖到自家驢圈，對外謊稱楊柏清被驢踢死了。

　　白城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楊立死刑，白城市檢察院提起抗訴，理由是“本案系因家庭矛盾激化引發的，和發生在社會上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有區別，法院量刑畸重”。吉林省高級法院支持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改判楊立死緩。對此，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于曉光頗感欣慰：“以前檢察機關多是抗輕不抗重，這次因一審量刑畸重抗訴，檢察機關真正貫徹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并非都是叫好聲。夏光明在《檢察日報》撰文，認為輕判弒父逆子，“是對寬嚴相濟政策的曲解”，“寬嚴相濟，既要注意法律效果，又要考慮社會效果，并非不問緣由地一律從輕。從本案的有關事實來看，從輕判處既沒有法律上的依據，也不會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而最近，圍繞發生在四川省彭州市的“姐姐捂死妹妹”事件，更讓我們看到對于“寬嚴相濟”的理解，人們有怎樣的分歧。

　　妹妹涓涓(化名)患病痛不欲生，也讓家人、鄰居深受其害，姐姐婷婷(化名)為了讓妹妹“解脫”竟然將妹妹捂死。彭州市法院對本案的一審判決是：婷婷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如此輕緩的判決，引發巨大爭議。贊成者認為，這是對寬嚴相濟政策的貫徹，更多的人則表示質疑：“因為妹妹有病，把她捂死就可以判得如此輕緩，是不是說對這部分的生命，保護的力度可以小一些呢？”

　　日前，彭州市檢察院以量刑畸輕為由提起抗訴。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且不論誰對誰錯，社會上的爭議、檢法兩家認識上都說明，對寬嚴相濟，人們遠未形成共識。”

　　2008，要特赦嗎

　　2007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發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的文章《2008，能否成為中國特赦年？》。作者列舉了特赦的理由，其中一條是“為了實現寬嚴相濟”：“隨著國家建設和諧社會，刑事政策領域也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命題。所謂‘寬嚴相濟’，在當前的主要時代意義是‘以寬濟嚴’。為了實現‘以寬濟嚴’，激活我國憲法中的特赦制度，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文章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2008年1月2日，封力強在《檢察日報》發表文章，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實行特赦的依據，根源在于對寬嚴相濟的片面理解：“寬嚴相濟包括‘以寬濟嚴’和‘以嚴濟寬’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論者只看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也喜事不斷’，卻沒有看到近年來我國的犯罪率在逐年攀升，惡性刑事案件層出不斷”，因而“得出的結論也不可能是正確的”。

　　正在召開的兩會上，該不該特赦的話題，同樣成為議論的焦點。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吳剛委員提出《關于建國60周年大慶之際進行大赦的建議》，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委員也建議，在2008年國家對輕微犯罪者實施特赦。

　　然而，他們的建議受到不少人的反對。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長鐘曉渝代表認為，是否實行特赦，應考慮現階段社會治安狀況，以及特赦是否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吉林省高級法院院長張文顯代表表示，提大赦不合時宜。“我們國家還處在犯罪高發期，此時實行大赦，會給社會犯罪分子一個錯誤的信號，這不利于整治社會治安。”

　　寬嚴相濟是否會導致“彈性刑罰”

　　“什么叫寬嚴相濟？我覺得這里有問題。相似的犯罪行為有些判得重有些判得輕這本身不太好。”在廣東團一次討論會上，一位人大代表說。劉紹勇代表當即插話：“古代也講‘恩威并施寬嚴相濟’，這樣表述應該沒有問題。”

　　除了表述上的爭議，更多代表則表示了對“寬嚴相濟”是否會導致“彈性刑罰”的擔心：“特定犯罪行為在量刑上有一定的空間，但如果什么時候該寬、什么時候該嚴不明確，就會導致執法上的彈性。”

　　上述擔心，早在“寬嚴相濟”提出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事實上，我國刑法規定的基本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刑種的跨度和刑期的幅度都很大。根據案件事實和被告人不同情況，在法定刑限度內決定適用的刑罰，是司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也是貫徹刑罰個別化的需要。所以，有沒有“寬嚴相濟”，“彈性刑罰”都是一個事實。而“寬嚴相濟”的提出和貫徹，正是為了保證“彈性刑罰”運行在正確的軌道上。

　　當然，貫徹“寬嚴相濟”政策中，也的確出現了一些值得警覺的苗頭。對一些地方出現的“過寬”傾向，江蘇省常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樂平很是擔心。他介紹，有一種觀點認為，多年來“嚴打”實踐證明，單靠嚴厲打擊犯罪并不能使社會治安得到明顯好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為了徹底改變以往從嚴的政策，所以，寬嚴相濟的立足點就是“寬”，就是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寬處理。“這種觀念蔓延的后果，必然是會讓本該重處的犯罪被從輕發落，這是對寬嚴相濟的背離。”（作者：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