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于輝達提出建議，在自愿的前提下，“以土地指標換城鎮戶籍、換住房、換社保”，實現農民工與流入地城市城鎮居民“同城同待遇”，推進農民工市民化(3月14日《今日早報》)。

　　他的這個建議，實際上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現實。比如在成都下轄的溫江區已正式試點“土地換身份”：農民自愿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在城區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的社保等待遇。還有一些遠郊地區則采取“兩股一改”的辦法實現農民就地城市化。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土地對于農民的傳統三項基本社會功能———就業崗位、經濟收益和社會保障已經日漸式微，而農民進城后的城市身份卻一直未能及時有效確立，導致同工同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突出。通過自愿前提下的土地和宅基地置換身份、住房與社保，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帶來農村居民和地方政府的雙贏，但是，它弄不好會導致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

　　土地和房屋到底是農民的財產，還是生產資料？既然城市居民無須以其財產或生產資料來換取社會保障、住房保障與城市戶籍身份，對農民居民采取這個辦法，雖然是在“自愿”前提下，是否仍有不公平之嫌？

　　農民在自愿放棄土地和宅基地的同時，地方政府要先保障其在城市的住房，溫江區的做法是定向安置房按3種標準作價購買：人均35平方米以內按入住居住區的安置價購買，人均35平方米至45平方米按成本價購買，人均超過45平方米的部分按市場價購買。安置價大致在320～350元/平米之間，成本價700～800元/平米，市場價則達到1200元/平米，政府買的是土地未來的預期收益。

　　這實際上將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公司來運營。作為試點尚可，集中一點財力沒有問題。如果全面推開，政府的資金從何而來？如果土地的未來收益不佳，政府將如何運轉？尤其是，最需要兼并的土地，往往是那些離城市偏遠、人煙日漸稀少地區的土地，要通過“運營城市”的辦法運營那些土地，并不容易。

　　偏遠地區的“兩股一改”一旦全面推開，同樣面臨著風險驟然加大的可能。所謂“兩股一改”，是指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和集體土地股權化后，交由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統一管理，有項目支撐的村(社區)由合作社統一與項目業主簽訂土地流轉合同，按股份和股權享有相應的收益。暫時沒有項目的，由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統一經營。這事實上相當于將村民一家一戶分散的經營風險，全部集中到了村集體乃至地方政府頭上，在收益可能加大的同時，風險也急劇增加(包括村鎮干部的能力風險和道德風險)。一旦風險爆發，可能成為村民和地方政府都難以承受之重。南街村的教訓即是其一。

　　還有一個政府運作本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市場化程度低，交易只能在地方政府和村民之間進行，交易范圍過窄，并不適應當下農村居民跨區域尤其是跨省市流動的現實。

　　那么多的現實約束條件擺在面前，“土地換社保、住房、身份”不可能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主流做法。因此，若要真正適應時代需要，應該是從中央到地方，切實履行城鄉居民平等的基本社會保障責任；以基本的就業和常住地為條件落實公民的自由遷徙自由落戶權利；并適時創造條件將農地、農房產權化，促進其流通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免最寶貴的土地資源陷于大量浪費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