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3月17日電 最新出刊的香港《亞洲周刊》刊文《兩會開啟思想解放新階段》指出，中國思想解放的呼聲，乃是一種歷史的新延續(xù)和定位。為免“解放——緊縮”的反復與浪費，應更具體的談改革、落實大部制的計劃、改善結構與功能，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尋找萬靈丹。

　　以下是該文摘要：

　　二零零八對中國將是極為特殊的一年：八月北京奧運；十二月慶祝并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而臺灣政情的變化，特別是三月“大選”，可望將使兩岸關系走向新的互動階段。而除這些具有鼓舞意義的發(fā)展外，中國本身的經(jīng)濟與社會也到了一個需強化調控能力與體制再造的階段。再加上美國所引發(fā)的次按風暴和美元貶值，及因此而造成的商品投機潮和物價狂漲，種種問題已使得具有換屆意義的“兩會”格外有其重大意義。

　　首先就經(jīng)濟形勢而論，我們認為中國對往后數(shù)年的變化絕對不可掉以輕心。此刻已到美元時代結束前的動蕩時代。次貸風暴及全球信用危機、全球美元泛濫造成的投機潮，已使原油、金屬及農產(chǎn)品等價格狂飆，對于開發(fā)中國家則影響極大。中國自去年下半年起即物價不斷上漲，今年二月甚至達到十一年新高的同比增長百分之八點七，其中又以食品類幅度最大，對貧窮家庭生計影響極大。中國擬為經(jīng)濟降溫，成長率由十一點四下調到八，通貨膨脹率則以百分之四點八為目標。憑心而論，這目標并不易達成。我們認為中國面對這個高物價時代，已需對產(chǎn)業(yè)升級、提高附加值、強化農村建設、縮短貧富與城鄉(xiāng)差距等方面有更積極措施，庶免物價的狂潮對更大的“和諧社會”目標造成沖擊。此外，對能源及糧食也當有更積極的政策。

　　也正因此，為了適應未來的需要，強化宏觀而非微觀的調控能力，國務院機構改革，特別五大部委的“大部制改革”確屬必須。這有助統(tǒng)籌規(guī)劃、降低公共財物重復與自相損耗，也可讓政策目標更為明確；其次是決策、執(zhí)行與監(jiān)督的內部管控制衡機制亦得以形成。因此就提高效率的角度，這樣的改革當為人們所贊同。

　　而對全球華人社會，最值得注意的，當屬兩會期間胡錦濤對臺灣問題所發(fā)表的談話。談話也在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里被闡述。這是北京對臺政策的新方針，我們已可預估到臺灣“大選”之后，兩岸關系的進一步開展已可預期。

　　而今臺灣政局變化在即，北京已必須預為綢繆。而胡錦濤表示：“通過談判，尋求解決兩岸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對外交往等重要問題的辦法，對未來兩岸關系發(fā)展進行規(guī)劃”這段談話已更具體而有彈性。這乃是兩岸關系發(fā)展迄今的最大橄欖枝。由北京最近相繼釋出重大善意，我們不難看出胡錦濤對兩岸問題的主動性，及北京將來對民進黨人士的預留善意空間。

　　而最值重視，且對社會將有長期影響的，當是溫家寶對“思想解放”呼聲的肯定，及主張公民組織為民情代言、督促政府的講話。有關“思想解放”問題，在最近已引發(fā)極多討論。三十年前鄧小平首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標；接著一九九二年又有再次解放思想的高潮。因此當今的思想解放是一種歷史的新延續(xù)和新定位。

　　不過“思想解放”既是政治上的“道德命令”，同時也是具歷史特殊性的“改革概念”。前者為絕對性，后者為相對性。而現(xiàn)階段“思想解放”，其實是后一概念，涉及文化的反省、道德與紀律的重振、國民素質的提高、官吏習性和效能的改良，及非敵對性的內部及外部制衡等，俾使國家成為上進、有序、廉潔的國度。但我們由人類普遍經(jīng)驗可知，這種型態(tài)的“思想解放”很容易由原本的相對性，快速轉變?yōu)榻^對性，最后造成熱情的浪費，與壓制的浪費。為免這種“解放——緊縮”的反復與浪費，往后中國談此類問題，已須更確定“點滴改良工程”(Piecemeal work)的重要：更具體的談改革、談部門計劃、談結構與功能，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尋萬靈丹。基于此，我們認為中國知識界與媒體界已應本此原則對“思想解放”問題展開先期討論。

　　我們早已指出過，三十年開放，中國已由“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到“造大橋過河”階段。這是個重大的改革工程，它需全中國一起來熱心參與。這次兩會起了頭，后續(xù)的路有待更努力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