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采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問題時，提到了“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當年，這句話不僅簡明扼要地道出了王安石變法的決心，而且也表明了他必欲變法的巨大勇氣。現在，從溫總理的口中道出，品味之下，以為“三不足”別有新意。

　　先看天變不足畏。在古人的世界觀中，自然界的災害與人類社會政治事變具有必然的聯系。

　　王安石變法的始終，反對勢力一直都用“天變”來恐嚇宋神宗。有的說“天災屢見”是王安石久居廟堂“唯務改作”所致，有的說“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是搞了新法的結果。御史中丞呂誨下個結論：“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對政敵們的言論，王安石回答得很干脆：“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傅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不難想見，如果沒有“天變不足畏”的堅強理念，熙寧變法從一開始就有被扼殺的危險。“日無光，臣有陰謀”之類的理論在今天早就不堪一擊了，但天災卻是難以避免的。5年前，新一屆政府甫一組成即經歷了非典的考驗；5年后，又有突如其來的南方凍雪災害。事實證明，這類所謂的“天變”同樣沒什么可怕的。溫總理說，盡管歷史罕見的凍雪災害給控制物價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但今年CPI確定為4.8%左右的預測目標依然沒有改變！

　　再看祖宗不足法。王安石變法，被反對派認為違反了“祖宗成憲”，而“祖宗成憲”必須要“謹奉”，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對此，王安石不這么看，“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這樣就叫“謹奉成憲”的話，“恐非之”。實際上，王安石也提出過“法先王之政”，但是他認為“當法其意”，不是死摳教條，一切照搬照套，要“視時勢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弊法”，使之適應當時“所遭之變”和“所遇之勢”。今天我們之所以要繼續深化改革，最根本的也是要打破束縛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思維枷鎖。誠然，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乃至僵化的思維和做法，我們已經取得了了不起的進步，但是并沒有止境。舊的框框打破了，新的框框可能又形成了，這一點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認識。

　　再看人言不足恤。在當時的人們比如王安石政敵司馬光文集的記載中，這句話也寫作“流俗之言不足恤”。由此可見，王安石不是聽不進人們的意見，他的“人言”，是專指那些流俗之見、流俗之人的言論。在他看來，凡是反對變法的人，就是流俗之人；凡是反對變法的意見，就是流俗之見。他的“不足恤”，是要從戰略上予以藐視。他對自己所主持的這次變法充滿了信心，不論怨謗如何之多，決“不為怨者故”而有絲毫的改變。今天我們深化改革也是這樣，因為要觸動既得利益的格局，難免引起他們的本能抵觸，這些人往往又是“豪杰有力之士，其議論足以動士大夫”的，深化改革的艱難不言而喻。因此，我們更要借鑒這一原則，排除非議改革的種種干擾，無論是明的還是暗的。

　　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認為，“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這一變法理論，也是對中國古代變法改革思想的總結和升華。溫總理說：“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就必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氣、決心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如果說前者是因的話，后者就是果。”透過溫總理道出的“三不足”，我們感受到了他那種銳意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改革越是向縱深推進，越是需要這種精神。“三不足”，應當也可以成為衡量思想解放與否的一個標志。(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