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扎 旺

　　達賴在《對全球華人的呼吁》中說：今年3月10日以來，拉薩和其他地方爆發(fā)了“民眾自發(fā)的和平抗議示威”。在4月6日接受香港《亞洲周刊》采訪時說，“我并不認為藏人的抗議是暴力的”。

　　經(jīng)過公安機關一段時間的審理，已經(jīng)查明發(fā)動和制造這起事件的人主要是少數(shù)僧人和一些不法之徒。那么達賴何以把這些制造暴力打砸搶燒事件的“一小撮人”定義為很有“民意”感覺的“民眾”呢？這是他擔心如果這些人被繩之以法，他就會失去多年苦心經(jīng)營、賴以傳謠滋事的“民意”基礎。

　　無論拉薩幾個寺院3月10日至14日的部分僧人的有序出動，還是在四川阿壩、甘肅甘南的少數(shù)僧人和不法分子的打砸搶燒，其活動方式、呼喊的口號、準備的兇器、打砸搶燒的對象……幾乎是相同的，不要說已經(jīng)自首和抓捕的犯罪分子交代是印度達賴集團安全部和“藏青會”組織、策劃了這次事件，就是任何一個稍有思考能力的人也會做出這是“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判斷。達賴之所以要把它說成是“自發(fā)的”，意在打所謂的“民意牌”，達賴在西方社會混了幾十年，對于一些政客的這種“形式民主”倒是拿來就用，十分嫻熟。但事實是最大的藝術，任何高明的撒謊者在事實面前總是乏力和蒼白的。

　　3月29日，達賴在印度對記者說，中國把士兵偽裝成喇嘛以造成藏人煽動騷亂的印象，并煞有介事地說：“我們知道，有數(shù)百名士兵的穿戴與喇嘛一樣”。有的西方媒體上還公布了一張數(shù)十名武警拿著僧侶服裝的照片，作為誣稱我軍人“假扮僧人”的“證據(jù)”。

　　達賴這個破綻百出的謊言已成為一個笑柄。經(jīng)有關方面認真核查，那張武警拿著僧侶服裝的照片是天津電影制片廠和香港浩瀚電影娛樂有限公司2001年拍攝電影《天脈傳奇》時武警充當群眾演員時的情形，而照片中車號為“0055”的三輪人力車也是幾年前的，照片中兩個當時的武警也通過這幾年武警著裝的變化說明這張照片與“3•14事件”毫無關系。

　　達賴為什么要編造這個謊言呢？是為了結合這個事件向國際社會“再次說明”是解放軍“鎮(zhèn)壓了‘和平示威’”，“是中國在西藏實行了暴政”。達賴的這些謊言顯然被國際上有些人接受了，從最近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的所謂“西藏決議”以及一些外國記者的提問中就可以感受到達賴是怎樣誤導著國際社會。但事實是我中央政府恰恰在事件發(fā)生時就作出了要堅決“依法執(zhí)法、文明執(zhí)法”和“維護穩(wěn)定的局面、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的決定，把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放在第一位，甚至對進行瘋狂打砸搶燒活動的不法分子也采取極為克制、忍耐的態(tài)度，這與達賴的造謠、煽動形成多么鮮明的對比。這恰恰反證了達賴包裝出來的“誠實”、“溫和”、“和藹”是多么的偽善。

　　達賴在4月6日接受香港《亞洲周刊》專訪時說，拉薩打砸搶燒事件中被燒的漢人的商店“有的是從事賣淫活動的場所，有些是有妓女的場所”，說有的銀行遭到攻擊“原因是(銀行)把中央給西藏的很多撥款截流了，用于他們自己的經(jīng)營活動上”。

　　只要看過《拉薩打砸搶燒事件紀實》紀錄片的人，就可以發(fā)現(xiàn)達賴撒謊是多么的拙劣。英國《每日電訊報》3月18日發(fā)表題為“拉薩游客說，藏人攻擊漢人”的文章，引述來自瑞士的25歲的巴爾西格(Claude Balsiger)的話，他“所看到的好像都是漢人遭到攻擊，至少七八個漢人遭到石塊和拳頭的襲擊”，這些襲擊者“發(fā)出的聲音就像狼叫一樣”。該報還引述名叫肯伍德(John Kenwood)的西方游客的話說，他看到一名漢人被藏人襲擊后死去，“他們把路過的騎摩托車的人打下來”，“一名男子的頭部被人用大石塊擊打了數(shù)次”，“當這些襲擊者離開后，他沒有再動彈過”。肯伍德說他還看到數(shù)個裝滿石塊的箱子，被提供給這些藏人投擲者。他說“我認為這好像是有計劃的行動”，“拉薩的建筑物都升起了巨大火光，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僧人參加這樣的暴力活動”。習慣相信外國人說話和習慣引用外國人的話印證自己觀點的達賴喇嘛，對這家外國媒體報道的兩位外國人的見聞和“震驚”不知又作如何的解讀？難道拉薩遭到破壞的近200間店鋪都是和賣淫有關的？！達賴這種為不法分子開脫罪責的撒謊，如果不是出于陰謀家的心虛，就是出于政客般的自私。面對把祥和局面攪亂、讓無辜者喪生的慘狀，哪有半點釋迦比丘的仁義和善良？！

　　達賴為什么就“3•14事件”反復地撒謊呢？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只能說明這件事跟達賴本人關系太緊密了，如果他本人不進行“解讀”，怎么能解釋這件事和他近些年在國際社會通過所謂“講經(jīng)”、“演講”、“接受采訪”以及與一些西方政要見面所“控訴”的話為什么那么相似？為了詆毀中國的社會制度，達賴把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新西藏描述得比他統(tǒng)治下的封建農(nóng)奴制的舊西藏還要黑暗，說什么“共產(chǎn)黨殺了一百多萬藏人”，這次事件開始時他就說“殺了一百多人”，關于“屠殺”的造假如出一轍；為了強化其多年來散布的“西藏文化滅絕論”、“中國政府在西藏移民”、“西藏文化被同化”、“漢族人是西藏發(fā)展的最大受益者”等謠言，對這次事件他又說“這是藏族人長期不滿漢族的統(tǒng)治造成的”，關于“仇漢”的造假一脈相承；為了繼續(xù)他多年來散布的“西藏宗教沒有自由”、“西藏的宗教遭到了破壞”等謠言，這次不惜通過造假于解放軍、武警以制造“鎮(zhèn)壓”概念，不惜犧牲整個藏傳佛教的秩序、教義、聲譽，指使、鼓動僧人參與暴力活動，企圖制造“血腥事件”；為了通過散布“西藏現(xiàn)代化破壞了環(huán)境”、“西藏到處是妓院”等謠言丑化西藏，達賴不惜給受到嚴重損失的商家貼上“賣淫”的標簽，而對從一些寺院查抄的淫穢錄像和一些僧人參與一些騙財騙色的事則只字不提。面對事實與謊言的這種鮮明對比，我們還能相信這位自稱“如法受戒”的“釋迦比丘”說的話是誠實的、“動機是誠懇的”嗎？！

　　“3•14事件”發(fā)生以來，從達賴的一系列表現(xiàn)和撒謊來看，筆者以為達賴的用心是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的。一是利用國際社會對中國國情和西藏基本情況的不了解，延續(xù)他通過多年的“妖魔化西藏”造成的國際輿論定勢，進一步借助“3•14事件”進行抹黑；二是煽風點火，為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藏獨”分子撐腰打氣，以推動事件向更加動亂的方向發(fā)展，最終實現(xiàn)其所期望的國際社會抵制奧運并壓中央政府與其就所謂“西藏問題”進行“實質性談判”的目的；三是根據(jù)事態(tài)的發(fā)展和國內(nèi)外對事件真相及“藏獨”分子暴力、非人性的反應，擔心這些“藏獨”分子遭到國內(nèi)外的唾棄和嚴懲，擔心這次事件既累及他的“藏獨”集團，更必然地累及他自己；四是通過造謠企圖挑起藏漢、漢維、漢蒙民族之間以及民眾與政府之間、中國和外國之間的矛盾，企圖把發(fā)生在拉薩以及個別藏區(qū)的事件引向其他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和全國，使事態(tài)復雜化，達到其所期望的方向，從而使發(fā)動此次暴力事件的他和“藏獨”集團“金蟬脫殼”。

　　說到底，達賴喇嘛自感“3•14”暴力事件已經(jīng)不能如期收場，于是就陷入了自己設下的不斷撒謊的陷阱。豈知“欲蓋彌彰”，謊言越多自己越被動。因為，事實是最有力的武器，特別是在現(xiàn)代信息非常發(fā)達的今天，他的每一個謊言均被網(wǎng)民一一戳穿，并且連他所竭力粉飾的他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時期的舊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的黑暗、殘暴也再次展示在國內(nèi)外善良的人們面前，人們不禁聯(lián)想到：這位披著袈裟的“和藹老人”原來有著如此不堪回首的歷史，原來他出逃以后不斷散布謠言甚至“綁架”奧運、發(fā)動暴力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恢復舊西藏的統(tǒng)治。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藏族同胞，我奉勸達賴喇嘛，要做一個真正的“釋迦比丘”就應該徹底摒棄撒謊造謠，就應該徹底堅持“非暴力”，就應該做一個徹底的宗教界人士。作為一個自認為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就應該真心為西藏人民的福祉考慮，多做對西藏的發(fā)展和建設有益的事，少做些干擾和破壞西藏安詳和諧的事；多做為那些在西藏建設和發(fā)展中無私奉獻青春與生命的人說公道話的事，少做為那些破壞西藏發(fā)展和諧局面的不法分子以及從事反華分裂活動的“藏獨”分子張目撐腰的事情。真正做一個“如法受戒”的“釋迦比丘”。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