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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11日是標志世界政治轉折的日子之一。正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標志著冷戰的結束，卡伊達(基地)組織對美國的襲擊打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非政府組織在那天殺死的美國人，比日本政府在另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日子——1941年12月7日，發動襲擊殺害的人數還要多(編按：即二戰時偷襲珍珠港事件)。

　　盡管“圣戰”恐怖運動十年來一直快速發展，九一一仍然是一個重要轉折。這個新時代開啟已經滿五年了，當前我們又該如何給它下定義呢？

　　有人認為九一一導致了伊斯蘭和西方之間“文明的沖突”。沒錯，那也許正是奧薩馬·本拉登襲擊美國的初衷。恐怖主義是一種戲劇。恐怖分子殺害無辜群眾，以此來增強其信息的戲劇化效果，驚嚇和恐嚇他們的目標受眾。

　　此外，為達目的，他們還必須依賴克拉克·麥考利和其它人所說的“柔術政治”，即是小個子借用大個子對手的力量來擊敗對方。

　　在這種意義上，奧薩馬期望美國會禁不住引誘，像20年前蘇聯一樣，在阿富汗發動一場血腥的戰爭。蘇聯那次入侵為圣戰分子創造了甚為肥沃的人員招募土壤。但美國只派小股部隊，便推翻了塔利班政權，避免了大規模的平民傷亡，還建立起了本土的政治框架。

　　形勢被恐怖組織利用

　　盡管遠遠稱不上完美，但美國贏得了戰爭的第一個回合。卡伊達組織失去了策劃襲擊活動的庇護所，很多高層領導人物命喪黃泉或鋃鐺入獄，其核心領導層的消息傳遞也嚴重受阻。

　　接著布什政府被傲慢自大沖昏了頭腦，沒有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就貿然入侵伊拉克。“圣戰”極端分子在阿富汗未能得到的，都在伊拉克戰爭中如愿以償：這包括象征標志、平民傷亡和招募人員的土壤。伊拉克是布什送給奧薩馬的一份厚禮。

　　卡伊達失去了核心組織能力，卻成了一個象征與焦點，讓思想極端的模仿者可以向此聚攏。通過互聯網，卡伊達發出的號召和訓練材料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輕易得到。

　　無論卡伊達組織是否直接參與了馬德里和倫敦爆炸案，或者前不久被揭發的在大西洋上空炸毀航班的未遂陰謀，更重要的是它已經轉型為恐怖主義最大的“品牌”。極端分子贏得了第二回合。

　　與“圣戰”恐怖主義斗爭，今后的結果將取決于我們能否避開“柔術政治”的重重陷阱。這需要更多利用軟力量來爭取人心，而不能像布什政府那樣過度依賴強硬的軍事實力。

　　原因是，這場斗爭的雙方不是伊斯蘭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蘭內部的戰斗，對立的一方是少數恐怖分子，另一方則是非暴力的伊斯蘭信徒的主流。

　　只有主流獲勝，才能擊敗“圣戰”極端主義。這需要軍隊、情報和國際警察部門通力合作，打擊卡伊達組織旗下，或在其感召下參與斗爭的強硬恐怖分子。然而，吸引伊斯蘭主流民眾，孤立極端分子，起著關鍵作用的還是軟力量。

　　消滅的比不上再生的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經說過：這場戰爭勝負的衡量標準，是看我們殺死和成功阻嚇的恐怖分子是否超過他們所吸收的新血人數。

　　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的成績不容樂觀。2001年，伊拉克叛亂分子的官方統計數字是5000；今年，據報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2萬。正如五角大樓反恐副主任羅伯特·凱斯倫準將所說的那樣，“我們消滅他們的速度遠遠比不上他們自我復制的速度。”

　　在軟力量的應用方面，我們也做得非常不夠。凱斯倫說，“五角大樓在宣傳溝通的運用上不及我們的對手；在人員招募和訓練方面都是如此。”

　　我們使用軍事力量的方式也影響到“拉姆斯菲爾德比率”。九一一事件后，全世界都對美國對塔利班的軍事打擊表示理解和同情，但美國入侵與九一一襲擊毫無瓜葛的伊拉克，把世界人民寄予的同情揮霍殆盡。

　　美國在印度尼西亞等穆斯林國家的吸引力指數，已經從2000年的75%，大幅下降至這個比例的一半。

　　實際上，占領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本身就非常棘手，像阿布加里卜監獄(Abu Ghraib)或哈迪薩鎮(Haditha)那樣的事件幾乎肯定會發生，它們使美國在伊拉克、乃至全球的形象都大受影響。

　　硬力量和軟力量的結合需要智慧。蘇聯在冷戰期間對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破壞了二戰結束時它在歐洲國家中曾經享有過的軟力量。以色列上月在黎巴嫩的長時間轟炸，造成了太多的平民傷亡，使得埃及、約旦和沙地阿拉伯從前對真主黨的批判在阿拉伯政治中喪失了根基。

　　恐怖分子如果毫無節制，像“圣戰”組織在1993年在埃及干下的、或扎卡維2005年在安曼那樣，殺害無辜的穆斯林民眾，損害的將是他們自己的軟性力量，失去的是民眾對他們的支持。

　　九一一事件發生五年后最重大的教訓是：如果不能在應對“圣戰”恐怖主義的斗爭中將硬力量和軟性力量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我們就會落入文明沖突論者早已設置好的陷阱。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有刪節；作者：約瑟夫·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