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之心人皆有之：從姑姑家的盛宴說起

　　上個復活節是去先生的姑姑家過的。提起去姑姑家，我總是盼望的：其優美華麗的大房子看著爽目不說，每次享受的一道道菜肴甜點，也絕對是“MARSHA STWERD”風格的精品。餐畢金童玉女般的一對表兄妹也會彈上幾曲鋼琴曲娛樂客人。

　　享受完這樣的一頓盛宴后，回家的路上我總會長吁短嘆：唉，什么時候我能有姑姑一半的成功也就心滿意足了。先生這種時候，多半都會不出一聲，讓我盡情陶醉在自己的白日夢里。有時被我呱噪得受不了，才會慢吞吞地說：“著什么急，等到了他們那個年紀，說不定我們也會很不錯哩。”

　　話聽著安慰人，可是一扭頭，看到他那幅永遠都不急不火的樣子，真懷疑我們究竟會不會有那么一天：“要是我們永遠也趕不上呢？”“咦，那我們就過不如他們的日子好了，為什么非要和姑姑比呢？再說我不覺得我們現在的日子有什么不好。”

　　虧他還覺得自己的日子不壞，我真服了他。他手里開的那輛去年才清債的二手車，大概就是我們唯一的“財產”了。除此以外，除了每月的房租和飯錢，我連每月買面霜的錢都得斤斤計較。

　　為了鼓勵他的斗志，我循循善誘：“我們清苦一點沒什么，我也不是吃不了苦的女人，可是想想咱們的父母和家人，我們自己好了，不是可以幫助他們？”

　　“上回我的岳父母不是說‘你們過得好就是我們最大的福氣’？如果我們只為了賺錢弄得自己不開心，豈不是辜負了爸爸媽媽的美意？”

　　聽著他的一套“歪理”，我無話可說，只有暗暗祈禱上帝：快快給我的先生洗洗腦開開竅吧，讓他早日回到現實中來。

　　沒想到后來被開了竅的，不是我的先生，而是我自己。這還得從我遇到的兩個移民家庭說起。

　　家庭之一：生意和快樂的沖突

　　話說我看先生在家里不慌不忙地等待“專業”工作的當兒，我們下個月的租金已成問題，不由得心慌，就應征了幾個中文網站上登的工作。沒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家便利店的電話，叫過去見面。報告了老公這個好消息，誰知他一聽是便利店，立即反對，理由是便利店遭劫的頻率高不安全。我費了好大勁才終于說服了他讓我一試。

　　打電話來的是老板，但過去后只有老板娘在看店。店不大且亂，生意倒還有，三三兩兩的客人不斷。沒有客人的時候，抽空和她一聊，得知他們來加拿大已經十年了，前兩年才買下這個店。我忍不住問起了安全的問題，她沒有正面回答。后來客人漸多，我就抄下電話走了。

　　第二次接到電話的時候，是叫去培訓。一問條件，說是每小時七塊，可以付現金，培訓其間沒有報酬。先生一聽就反對，不叫去做廉價勞力。我沒聽他的，照去。培訓那天，和老板娘一起站了三個多小時柜臺，其間看她招呼客人取煙收錢上貨接電話跑上跑下取貨(他們的家就在樓上)，忙得像個陀螺，還是很佩服她的。

　　沒有客人的時候，我就專心熟悉那據說有一百多種的煙名。有我在，她才得空飛奔上樓，高聲呼喝兩個三歲和七歲的兒女。每聽到門鈴響，她又會匆匆跑下來招呼客人。六點多時，她拿了一個面包和一節黃瓜下來，邊吃邊收銀,　說是自早飯后就滴水未進了。客人一來，她又會扔下面包去干活。

　　門鈴又響了，進來一個瘦削的中年男人。我點頭招呼，他滿臉倦怠地看了我一眼，跟老板娘也沒有打招呼，就轉身上樓了。我猜那肯定是我一直都沒有機會會面的老板。客人剛一離開，老板娘也隨即上樓了，不一會兒樓上就傳來激烈的爭吵聲，中間夾雜著孩子的哭聲。門鈴一響，她又下來了，本來已經暗黃的臉變得更黑。我說了兩句安慰話勸她，她突然說：“什么樣的男人一回家就罵老婆”，然后神色黯然不再言語。七點時她送兒子去學習，留下我一人看店。

　　門鈴響了，老板才下樓來。客人走了，他就站在一邊，既不動也不說，好像一切與他反倒無關的樣子。我覺得尷尬，就找話跟他說，他有些心不在焉地嗯著。我突然覺得身邊站著的好像一節風干了的老樹，或是一臺已經抽干了油的機器，疲憊不堪不說，對生活，似乎已不再有一點點的希望和渴望。我從沒有見過比他更疲憊和絕望的男人。

　　我告辭了要走，他也只是不置可否地哼了一聲。本來約定了兩天后再去培訓，結果運氣不好，當晚新聞中就報道了本市首例警察在便利店外執行公務中被槍擊的消息。老公即斬釘截鐵地要我保證辭工，我權衡了一下命和錢的孰輕孰重，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打去電話，仍是那個毫無生氣的聲音，說聲知道了，就掛了。誰知過了一天，老板娘打電話跟我約時間，我說不是跟老板說過不去了。她哦了一聲，說他沒有告訴我。我當時覺得這對夫妻一定是長期冷戰，已經到了連話都不說的地步了，而他們又偏偏經營著同一家店，住著同一幢房，養育著共同的兒女——也真是不幸。

　　看著這一對夫妻，讓我想起了張愛玲姑姑的一句話：“……做著自己不喜歡的事，愁眉苦臉地賺錢，愁眉苦臉地活著，是為了什么呢？”

　　家庭之二：房子和幸福的矛盾

　　嚴是我在學生聚會上認識的，當時看她吃比薩餅的認真樣子，就覺得這一定是個踏實的人。一聊果然投緣。她四十來歲了，東北人，兼職學會計。她因為自己有房子在南邊，來回跑學校要坐兩個多小時的公交車，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

　　不久學校放假了，就更少見面，但是彼此經常通電話。有一天打電話過去，她興奮地告訴我，她找到工作了，在農場包裝蔬菜，一天十多個小時，一周六天。我也替她高興。她說如果我想干的話，可以去她那里住，她老公在外市工作，家里就她和兒子。我不用去問自己的先生，就知道沒戲，于是謝絕了她，但是很感動于她的熱心。

　　有一天，她突然打來電話，一開始就嚎啕大哭：“什么倒霉事都讓我攤上了，我怎么這么命苦，真不想活了”。我嚇了一跳，要她慢慢說，別著急。

　　“我每天起早摸黑，累得半死，回到家來還得做飯。偏偏這小兔宰子(指她兒子)不聽話，每天打游戲機游戲機，往死里打，一點書都不看，眼看成績一天天不如人，怎么說都不聽，真要把我給活活氣死……”

　　原來是為了兒子不聽話，我說，兒子不聽話可以慢慢教育，把自己氣得半死，實在不上算。

　　“要只是這一樁倒也罷了……我家那個十天半月都不來一個電話，偶爾來了電話也沒好氣，我稍一抱怨吧，他就說那你咋不出去掙錢養房呢，你白吃白住還有意見啊？你聽聽這都是什么話？……就是為了這個房啊，弄得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地，生怕他又丟了工作……我這么大歲數了，還逼著自己啃那看不懂的英文，就為了找份工作養房子，也免得受他的閑氣。可是兒子又不爭氣，沒一樣稱心的……唉，我的命咋這么苦啊”

　　我知道她是個實在人，不是那種沒事“強說愁”的人。記起第一次見到她時，才四十來歲的人，頭發都已經花白，現在才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看到我周圍的這些人，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先生，原來是很智慧的一個人呢: 其實我們真的過得還不壞：沒有房子，即不用一天到晚被帳單逼得神經緊張；沒有自己的生意，也不用為了無休止地工作，弄得心神俱疲，夫妻反目。同這些拼死累活的同胞相比，從前我愧疚自己的不夠勤奮，現在突然覺得，其實也許他們真的應該暫時放下手中的活，想一想：如果移民就是為了給房子和車子等等物質的東西當牛作馬，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愁云慘淡，不是真的舍本而逐末了？(來源：加國無憂 文:思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