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將文革時代的極端方式拿進今天的課堂，在中國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事？

　　德全學校，位于河南鄭州市南部的一個名叫張魏砦的“城中村”。這個總面積不到2000平方米，教師20來個，學生不足500人的打工子弟學校，最近因為其“紅色教育”方式，在媒體和網(wǎng)上出了大名。

　　被曝光的紅色學校

　　2006年6月初，河南本地媒體《大河報》和《東方今報》的記者，對河南境內的各家武術學校現(xiàn)狀進行一次調查，當來到德全學校時，校門內手執(zhí)紅纓槍站崗的6個小學生，令《大河報》記者辛漸極為驚奇。

　　一位老師告訴辛漸，他們是在這里“站崗”的。果然，一些沒有佩帶紅領巾，或被認為衣冠不整的學生，被站崗的學生擋在了門外。

　　更讓辛漸驚奇的是，一個老師掏出一本新華字典大小的小紅書說，學校的老師正在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而學生們也要對這三篇文章進行學習。此外，他們對學校里有些表現(xiàn)不好的孩子，還組織學生開過“批判會”。

　　校園廣播里播放著嘹亮的《北京有個金太陽》《兒童團之歌》，墻上張貼著“做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yè)接班人”標語，每間教室，都張貼著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領袖的畫像。“這讓人聯(lián)想到文革。”辛漸說。

　　6月22日，記者來到了德全學校。由于已經(jīng)放暑假，學校里冷冷清清，只有幾個老師在門衛(wèi)室里，等待著來報名參加暑期武術培訓班的學生。在德全學校的“紅色教育”被報道之后，鄭州市二七區(qū)教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這個學校是以武術培訓隊的名義注冊的，他們還在審核該校的辦學資格問題。

　　校長釋德全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沒有正式教師的資格，也不教課，但是我在教育方式上進行的探索，我認為是有意義的。”

　　在少林寺學過武、愛看名人傳記的校長

　　釋德全不是一個很好的傾談者，除去濃重的河南本地口音，不時從口中冒出的“毛語錄”和充滿政治色彩的“大詞”，也有詞不達意之嫌。

　　在創(chuàng)辦“德全學校”并擔任校長之前，這個41歲的河南人當過兵，在少林寺學過武，喜歡看《中外名人傳記300篇》。最讓他自豪的履歷，是他當兵轉業(yè)后在鄭州鐵路局黨校從事人事工作期間，取得了中央黨校的函授文憑。

　　1998年釋德全組建了一支武術培訓隊，從2002年左右開始，它逐漸轉型為以教文化課為主的打工子弟學校，而學校的校風一直是釋德全頭疼的問題。他說，這些孩子的父母忙于掙錢，加之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根本就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教育好孩子，讓孩子接觸到了周圍社會中一些很不好的東西。很多孩子進學校的時候，滿口庸俗的愛情歌曲，卻連雷鋒是誰都不知道，還有孩子迷戀網(wǎng)絡游戲，偷家里的錢去上網(wǎng)。對他觸動最大的，是一個四年級的男生，在情人節(jié)那天，買了一支玫瑰花送給一位同班的女生——當時，他憤怒地將花摜在了地上。

　　釋德全的父親，是一名解放后“翻了身”的鐵路工人。釋承認，因為家庭教育的原因，他的道德義憤似乎比常人更強烈。從那時起，他決心要整頓學校風氣。

　　從2004年開始，校長辦公室里懸掛的“達摩老祖”，以及少林武僧的練功圖片被取了下來，換上了毛澤東等的“偉人像”，教師們在每一間教室都張貼了偉人和革命前輩的圖片。學校廣播臺的播出曲目，也換上了釋德全親自選取的一些他認為積極奮發(fā)，催人向上的歌曲。他還打印了他在部隊曾學過的“老三篇”，組織老師們定期學習，然后教給學生，而那本給《大河報》記者出示過的“紅寶書”，是他父親的藏書。

　　釋德全承認，剛開始推行這一套時，年輕的教師們并不認同，覺得“過時了”，但他說，后來他們就“理解了”。

　　有一次，一個學生偷了家里的錢，釋德全決定為這件事開一次“批判會”，目的“是讓犯了較大錯誤的孩子在大家面前承認錯誤，讓其他學生認識到他們的行為不值得模仿。”開始時，批判不起來，因為其他學生覺得他是把錢拿出來給大家用的，是講義氣。但是在老師的帶領和鼓勵下，學生們逐漸開始發(fā)言批評起來。

　　“要把孩子教育好，要讓他們不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必須觸及靈魂。”釋德全說。

　　但釋德全對《大河報》報道中的“紅色教育”四個字耿耿于懷，他不愿意別人用“紅色”來概括他的教育方式，他告訴記者，其實他的教育有三個指導思想，分別是“培養(yǎng)又紅又專的接班人”、鄧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以及“八榮八恥”。他抱怨說，由于學校至今只具備一個武術培訓隊的資格，當“八榮八恥”提出的時候，教育局并沒有下發(fā)文件讓他們學習，他是偶然在醫(yī)院看見“八榮八恥”內容，抄在小本上帶回來學習的。

　　支持者與反對者

　　德全學校的六年級畢業(yè)生吳曉強告訴記者，他覺得德全學校的教育方式挺好的，至少德全的學風勝過本地另外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但他的父親卻表示疑惑，他說：“學過毛選的人思想就好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人都學了，但是那時候人思想也不好。”

　　同樣的疑惑和爭論，也發(fā)生在其他的家長和孩子之間。

　　在《大河報》的報道之后，這種爭論的參與者迅速增多。52歲的“關愛人生”咨詢熱線主持人童桂蘭，就是德全小學“紅色教育”的熱烈支持者之一。她在看到報道后，專門抽時間到德全小學去看了一次，她告訴記者，有不少老干部來學校看了以后，也成為了這所學校的支持者。

　　童桂蘭說：“現(xiàn)在的學校一味追求升學率而忽視了思想路線的教育，使得學生不關心政治也不關心國家，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這在將來會造成非常可怕的局面。”她認為，小她十多歲的釋德全不是與她同時代的人，卻掌握了那個時代的教育方式，這令她覺得“很了不起”。而她更打算把這種教育方式運用在她策劃創(chuàng)辦的救助網(wǎng)癮少年和城市孤兒的愛心救助站中，“通過憶苦思甜的方式，讓孩子知道舊社會的孩子的生活，你現(xiàn)在去網(wǎng)吧，怎么對得起革命先烈，這樣就能觸動他們的靈魂，讓他們痛改前非”。

　　《大河報》評論員岳建國則認為，“紅色教育”只是社會對文革缺乏足夠反思的后果之一。他說，如果認為“老三篇”里也蘊涵了從別處學習不來的巨大智慧，其實還是個人崇拜的表現(xiàn)之一。而德全小學的“批判會”更是應該引起社會足夠的警惕，盡管沒有暴力，程度上也輕得多，但它與文革中群眾斗群眾的批斗會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共同隱含的邏輯是“人人都有權力和義務來斗爭犯了錯誤的人”。岳建國認為，作為對現(xiàn)代人的教育，應該教給孩子公民意識，教育他們認識和保護自己的權利，而“批判會”對孩子的教育恰恰與之背道而馳。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與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劉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紅色教育”和叫好聲的出現(xiàn)有其復雜的思想土壤。在三十多年前，國企工人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他們自然很容易懷念那個時代；而當時盡管也存在著巨大的分配不公，但由于當時的普遍物質匱乏和信息不透明，普通人沒有什么義憤，而今天的不公平現(xiàn)象似乎更讓底層難以忍受。

　　不過，身為“紅色教育”的接受者之一，6年級畢業(yè)生吳曉強并沒有想這許多。他說，站崗是他在學校里最喜歡的事情之一，因為“站崗神氣”。他告訴記者，那種手腕上用細線編織著“LOVE”字樣的小手鏈在畢業(yè)前是不敢戴的，不過接下來要去的學校就沒有這些規(guī)矩了。

　　在午后的烈日下，吳曉強穿行在擠滿美容店、影碟店和小吃攤的狹窄街道中間尋找他的伙伴。幾天之前，他的小學生活已經(jīng)結束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鄭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