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停辦風暴之下，北京的眾多打工子弟學校仍然開學了。但學生、家長和老師們并不知道前邊什么在等待著他們

　　“他們(指向陽農工商公司，科陽學校租借了該公司的土地作為校址)從周五開始要給學校停水、停電。本來說今天就開始停，我求了半天，他們說是上面壓得緊，最多拖到周五。”8月23日，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區的打工子弟學校科陽希望學校的辦學者周書軍憂心忡忡地說。

　　“我們今天早上在區政府又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有公安、城管等多個部門參加，準備實在不行就采取強制措施，進行聯合執法。”石景山教委的一位負責人劉霞(化名)說。

　　“停辦通知”從天而降

　　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未經批準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安全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指出，在本市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兒童呈逐年增多趨勢——全市尚有未經批準流動人員自辦學校239所,在校學生95092人。這些學校大多辦學條件簡陋，在校舍、消防和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多的安全隱患。《通知》要求，按照“分流一批、規范一批、取締一批”的工作思路,盡快清理整頓未經批準流動人員自辦學校。

　　根據規定，被停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需要辦理五證(家長或監護人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出具的在當地無監護條件證明、全家戶口簿)，在暫住地的街道辦事處申請“在京借讀批準書”后，自行到公立學校報名。

　　接到市政府的指示后，各區紛紛開始行動。其中，石景山區在7月中旬時，對轄區內所有打工子弟學校進行了安全檢查。周書軍記得，“檢查之后，通報了我們房頂不合格，存在安全隱患，但并沒有提停辦的事。”于是，他拿出15萬元，給學校的每間教室加了3根鋼梁，里外重新進行粉刷，并且重布了電線，還在教室外的墻上貼了有各種格言警句的瓷磚。

　　工程剛剛完工，8月15日這一天接到了區教委的電話，要求派人去取一份通知。“沒想到，取回來的竟然是學校的停辦通知，可他們都沒有再來檢查過一次啊。”周書軍感覺很委屈。

　　相比其他幾個區，海淀區的行動開始得最早。紅星小學位于海淀區西三旗，有學生1500人。校長謝振清記得，4月29日的時候，區教委專門派人來下達了限期一個月整改的通知書，要求學校必須達到北京市和海淀區的小學辦學條件標準：小學需要具備200米環形跑道等硬件條件；辦學啟動資金統一要求150萬元。

　　“錢我們還可以去想辦法，可場地我們真的弄不來。”謝振清說。

　　一個月后，再次檢查，海淀區除了2所已經獲得了正式辦學許可證的學校，其他打工子弟學校均收到了《非法辦學聽證告知書》，并且在6月11日的時候參加了聽證會。

　　“很快，7月4日的時候大家就收到教委的停辦通知。”謝振清回憶。

　　進入公辦校：要“先做個貢獻”

　　從黑龍江來到北京賣水果的莊冬梅(化名)家住海淀區明光村，7月份在聽說孩子所在的打工子弟小學被停辦后，趕去附近公立的某附小報名。但學校的答復是，家長得給學校做點貢獻，否則入學可以，但是4年級已經滿員了，只能去上3年級。

　　在北京開小賣部的楊華(化名)的遭遇與莊冬梅一樣，她有兩個小孩，其中一個也該上4年級了，而另一個要上2年級。當她帶著孩子們趕到這所附小報名時，學校的回復同樣是4年級滿了。此時，一位女校長走過來對她說：“既然你那么渴望孩子上4年級，學校缺些設備，你看能捐啥吧。”楊華立刻明白了話里的意思，問道：“那我們學校缺什么？”校長指著旁邊的打印機說：“缺個打印機，1臺6000元，算是給學校做個貢獻。”

　　楊華覺得實在有些負擔不起，就問道：“能不能捐點便宜的？”于是校長拿兩個U盤說：“要不給老師捐幾個U盤吧。”經過幾輪討價還價，雙方最終以一個孩子交2000元捐助費成交。楊華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在交錢時看到了一張家長們的捐錢單子，上面有的寫著6000，有的寫著4000，“看來我們還算交得少的了。”她說。

　　另據北京師范大學“農民之子”社團在北京海淀區明光北里、佟家墳、田村、肖家河四個地區的調查，多位家長都有過與莊、楊兩位類似的遭遇。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明圓學校校長賈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據一些家長跟他反映，一般小學會要求交納6000元的捐助費，中學則達到了15000元，如果是重點學校，甚至可能達到十幾萬。而這些捐助費的繳納既沒有發票也沒有收據，因此根本無法去查證。

　　公立學校的其他門檻

　　據周書軍估計，這次整頓之后，科陽學校所在的地區至少將有4000名左右的民工子弟學生需要接受分流。

　　據了解，附近公立的臺京學校最多再容納300名左右的學生，而向陽小學的校長李潤華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校只預留了200個名額接收分流的學生，這樣，部分學生不得不到離家10里外的學校上學。

　　鑒于此，科陽希望學校的4名小學生代表，拿著千余名該校學生的請愿信“我們要就近上學”于8月23日找到了石景山教委，得到的答復是：“先別管遠近，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你們上學的問題。如果你沒學上了，可以來找我。將來如果實在困難，我們可以要求學校派校車，專門接送學生。”

　　即使是上公立學校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謝振清認為，之所以還有這么多的學生選擇到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公立學校中普遍存在教師歧視外來務工子女。

　　打工子弟何曉麗(化名)原來曾在老古城小學念書，4年級時轉到了科陽希望學校。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老師們對我們有偏見，同學們也看不起我們。我上課時總是積極舉手回答問題，但老師們無論如何都不叫我。”

　　另一位打工子弟李帥德是在5年級時從古城六小轉到科陽希望學校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原來的學校里，總是和本地的小朋友吵架，但是到了這里，同學之間相處得特別好。

　　“我只想問政府是否準備好了？”

　　對于政府把外地務工人員的子女分流到公立學校就讀，北京市社科院流動人口教育與行動研究中心主任韓嘉玲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為，外地孩子如果都只能在打工子弟學校里讀書，會讓他們在這個城市更加被邊緣化。“實際上，進入公立學校是一種成本最低的，使他們能夠融入這個社會的方式。但是，現在我只想問，這個事情政府是否準備好了？”她說。

　　韓嘉玲指出，農民工的子女，是城市中最弱勢的、最需要得到保障的那部分群體。并且，保證每個孩子的受教育的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因此，她認為，教委應當有一個具體的強制性分流計劃，明確學生該去的學校，而不是學生自己去擇校。這樣就能盡可能做到公平和方便學生。

　　韓嘉玲還認為：“可以扶植那些具有一定規模的打工子弟學校，而不是把他們全都關停。教委可以委托打工子弟學校辦學，這樣即使沒有承認它，也可以通過合作的方式，改善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質量。”

　　在海淀區教委取締了幾乎所有的打工子弟學校后，區教工委書記南順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海淀農村地區還有6所閑置的小學將批給公立學校用來辦分校，石景山區也準備建立一所可以容納4000人左右的大型公辦打工子弟學校。

　　對于這種做法，韓嘉玲認為，等于是由政府再建了一座打工子弟的孤島。“我們已經有這樣的資源了，政府反而拿出了大量的資金進行重復建設，真的很沒必要。既然現有的公立學校無法容納這批打工子弟，應當通過幾年的過程，慢慢去消化它。”

　　另外，韓嘉玲還擔心一點，如果現在強制關停所有學校，但又不能解決全部孩子的上學問題，這樣只會使打工子弟學校轉入地下。“以前你還能夠看到它，能夠對其進行檢查。轉入地下以后，他們就在自己住的房子里辦學，安全隱患反而加重了。” 據記者了解，在豐臺區已經出現了這樣一批學生只有一兩百人的“地下學校”。

　　到記者發稿時為止，正值開學之際，據明圓學校的常務校長賈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絕大部分民工子弟學校都接到停辦通知，但在海淀區，至少80%的打工子弟學校照常開學了。被停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源源不斷的新生前來報名。在明圓學校，真正轉到公立學校的不到5個人。

　　在石景山區，科陽希望學校教導主任喬旭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家長已經了解學校目前的處境，但是至今也只有7名學生辦理了退費返回老家上學的手續。

　　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老師和學生家長們都在等待區里教委的進一步通知。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王尋 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