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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團大戰是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一次最重要的戰役。六十多年來，人們對百團大戰折評價發生過多次變化。而彭德懷的命運，也隨之波折

　　中國抗日戰爭史史學會會長何理，向記者介紹了人們對百團大戰評價的幾次轉折：1941年前后；1945年整風；1959年廬山會議和文化大革命階段。

　　1941年，百團大戰發生之后，共產黨內外對此戰都是肯定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刻給彭德懷發電報，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斗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而9月4日，蔣介石也給朱德、彭德懷發來嘉勉電，說：“八路軍抓住時機，斷然出擊，給敵人很大的打擊，我非常高興。”

　　根據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張宏志的研究，“百團大戰”爆發時，正值日、蔣談判7月23日備忘錄的達成，蔣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腦級會談擬于8月間在長沙舉行。中國共產黨當時雖然還不知道日、蔣談判的具體情形，但感覺到蔣方對日日益妥協的立場。正是在“百團大戰”所鼓動的全國抗日高潮和抗日聲浪中，蔣介石不得不將對日妥協的行動停頓下來。

　　八路軍總部在1941年初做的百團大戰總結也是肯定的：百團大戰一方面粉碎投降妥協的陰謀，振奮全國軍民的抗戰熱情，壯大了八路軍的聲望；另一方面也給了敵人很大的打擊，粉碎了敵人向西北進攻的計劃。

　　但是由于1941年之后，敵人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的掃蕩，使根據地受到很大的破壞，八路軍的人數由1940年的40萬人下降到30萬人，這個數目直到1944年才被超過。何理說，于是在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爭論：百團大戰的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1945年，開始整風，其中一個關于華北工作作風的座談會徹底地否認了百團大戰，”理由就是說它暴露了我軍的力量，引起了敵人的掃蕩。

　　到了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黨內的這個結論被公開化。有人指責彭德懷搞“獨立王國”“擅自發動百團大戰”。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有人指責彭德懷“背著毛主席發動百團大戰”。

　　這些爭議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彭德懷是不是背著黨中央發動了這次大戰。

　　在研究者中，有人提出了一個“王稼祥疏忽了”的觀點，說是王稼詳沒有把這個預備令上報給在醫院養病的毛澤東。而何理分析說，王稼祥當時雖然是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但是對于這種大的決策，他沒有權力決定。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也是不可能隨意遺忘的。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懷傳》對于這件事有一個明確說法：“這封被注明十萬火急的絕密電報(指預備令)發到延安，立即被抄送到毛澤東、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陳云、鄧子恢、任弼時和作戰局。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彭德懷曾被指責為‘背著毛澤東發動百團大戰’，由于7月22日的預備命令延安收文原件在案，‘文化大革命’以后得以澄清真相。”

　　但何理也說，“中央確實對百團大戰的預備令沒有批復。”

　　問起對這場戰役的認識，何理不含糊地說，它是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一次最重要的戰役，對于全國的抗戰而言也是一場很成功的戰役。說它暴露力量的說法是似是而非的，從軍事上講，它振奮了人心，鼓舞了抗戰軍民，打疼了日本人，對挽救全國的抗日形勢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根據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公布的戰績，在百團大戰105天的過程中，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俘日軍281人，偽軍18400人。而八路軍也付出了傷亡1.7萬人的代價。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