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九月九日電 題：華文媒體副刊如何遵循生存原則？

　　作者 加拿大星網副總編輯魏甫華

　　近幾年，全球華文媒體發展迅猛。報紙多了，版面多了，自然就形成了專欄作家的需求市場。但是，海外華文媒體基本上是邊緣化的非主流媒體，市場競爭激烈，生存原則常常逾越媒體原則。這樣的媒體空間決定了言論市場的可能性：媒體對低級趣味的追求取代了言論的嚴肅，對媒介人格的遵循更成了一種高不可攀的挑戰。

　　中文媒體副刊雖歷史久遠，但卻一直難以產生如《紐約時報書評》這樣的刊物來，為什么？香港媒體文化研究專家馬家輝博士認為，這是因為華文媒體副刊文化中存在兩種主義：犬儒主義和痞子主義。這兩者一直在興風作浪，攪得華文媒體副刊一壇混水。

　　專欄作家和副刊文化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和言論市場之間的關系。言論市場的質量每況愈下，不只是我們的問題，也是一個全球化問題。美國法學家理查得•波斯納就對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頗有微詞，認為他們應當對美國媒體言論市場的低劣質量承擔責任。

　　我非常贊同波氏提出公共知識分子要對媒體言論市場的質量承擔責任，但我以為漢語知識界更要緊的問題是：言論市場之于民主制度建設乃是地基性的要害關系，知識分子要努力承擔起建筑工人之角色。

　　中國正處于轉型社會，一個轉型社會的精神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由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所塑成，漢語知識階層自然而然要承擔韋伯所說的“扳道夫”的倫理責任。所以，檢討華文媒體言論市場的質量，關鍵還是要檢討我們知識階層的精神氣質。在市場經濟的威逼利誘加糖衣炮彈下，我們的知識分子迅速完成了向“知味分子”的轉化。這種對世俗社會的五體投地，就是我們知識階層的精神氣質。

　　幾年前，在美國新澤西舉辦了一個海外華文媒體學術討論會，會議旨在檢討海外華文媒體越來越邊緣化的發展困境。其間亦有學者談到華文媒體的媚俗與副刊問題，指出這一問題的結癥是我們從一開始就走了歪路：文人辦報。

　　新聞和文學是完全不同的職業，新聞真實性是它的職業倫理，也是新聞專業性的基礎。媒體實際上對從業者的素質需求其實非常高，它要影響各個階層的人。但目前海外華文媒體對專業人才吸引力太小，薪水低是一個原因，職業榮譽感的缺乏可能更是深層因素。

　　一個民族的品質往往反映在媒體上，媒體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專業人格，一個民族的人格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世人的尊重。漢語潮正席卷全球，今日之華文媒體可謂生逢其時。但我們海外華文媒體，在新思想新時尚的傳播、新文化新文學的教化等方面，遠未形成系統性、科學觀，要走的路仍然是舉步維艱，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