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9日電 《中國經濟時報》今日載文指出，隨著9月27日這一個人所得稅法立法聽證的日子越來越近，人們關注的焦點似乎越來越多地轉向了聽證及本次修改內容背后的問題，其中，個人所得稅制是最核心的問題。

　　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談到個稅改革初步構想時表示，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但是這次個稅法修改卻沒有提及到這一問題，官方和學者都認識到了一點——“不是不想改，而是條件不成熟。”

　　應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湯貢亮、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均表示，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應該是中國個稅改革努力的目標。

　　這種觀點很早就有學者提出，在大部分學者中也形成了共識。因為目前中國實行的分類征收模式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分類征收既可控制稅源，又可降低稽征成本，但卻不能較好地體現公平稅負的原則。而綜合所得稅制雖然能體現納稅人的實際負擔水平，符合支付能力原則和量能征稅的原則，但其弊端是征稅繁瑣，易造成偷漏稅機會。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兩種模式的弊端，又能發揮兩者的優點，且是國際上的主流模式，應該是中國個稅改革的目標。

　　但兩位學者也提醒，實行此種模式需要諸多條件，包括各種個人的收入要更公開，更透明；銀行存款要實行名副其實的實名制；要加強征管力量；收入計量要更全面等。這些條件在目前的中國還未成熟，因此，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模式仍將是今后努力的目標。

　　調整九級累進稅率結構

　　除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模式外，九級累進稅率結構的合理調整也是關注的焦點。劉劍文認為，中國的個稅稅率級次太多，應該考慮根據中國的實際改為五級或七級。湯貢亮認為，目前前三檔是納稅最多的群體，工薪階層、中低收入者大致在這一塊。如果要更好地、相對地減輕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就應該適當調整九級級距。他建議把現在的第一檔和第二檔合為一檔，邊際稅率定為5%；邊際稅率為15%的一檔調為10%；45%的一檔調為40%。

　　對于生活費用扣除額是否應一刀切的問題，湯貢亮認為從法律上講，中國的公民不管是生活在東部地區，還是生活在西部地區，稅收負擔都應該盡可能接近。人們的生活費用在一個時期應該是基本接近的，雖然客觀上有差異，但是為了保持稅負的統一性，也為了盡可能使納稅人的稅負比較公平，統一的費用扣除額相對更公正一些。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夏杰長也表示，中國的稅收特別強調稅政、稅權的統一性，統一的費用扣除額是相對正確的做法。

　　費用扣除額定為1500元是否合適

　　把生計費用扣除額上調，是得到人們基本一致肯定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倪紅日表示，在收入分配調節方面，降低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賦，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就會降低。在宏觀層面上，如果擴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就會促進消費。雖然如此，但老百姓們喋喋不休的議論焦點還是在1500元的扣除標準是否適當。湯貢亮認為，定在1500元到1600元左右可能較為適宜。

　　但夏杰長表示，1500元也是低的，因為從國際慣例上講，扣除標準應該是人均生活費用的1.5倍。但為什么不提到2000元，只調到1500元？一個重要原因是，任何稅收制度改革、調整的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就是保持稅收收入的穩定性。據初步測算，從800元提高到1500元，個人所得稅一年要減少200億。

　　夏杰長同時指出，考慮到醫療費用在人們生活費用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個人所得稅大的方案出來以后做細化時，必須考慮到醫療費用的特殊性。另外，考慮到人的發展問題，個人所得稅對弱勢群體一定要有特殊照顧，對這部分人生計費用扣除標準做相應的區別。

　　此次修改還規定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但專家們都注意到，迄今為止官方還沒有關于高收入的具體界定，而且高收入界定難以體現群體內差異。此外，如何達到預期目的，也還有難度。劉劍文建議建立一個納稅檔案，對高收入者進行定期監督。還可把納稅人的信用劃分等級，由稅務機關進行監督并對外公布。夏杰長則建議一方面要建立懲罰機制，高收入者如果逃稅，懲罰的力度一定要大，一定要強，使偷逃稅者望而生畏；另一方面要建立激勵機制，維護納稅人包括高收入納稅人的權益。(孫汝祥 黃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