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海南等八省區助學貸款走過場后，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日前接受央視專訪。記者就助學貸款、高校收費、教育現狀等問題，專訪了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

　　關于貧困學生：我很同情他們但他們也有不值得原諒的地方

　　記者：當你看到媒體所報的一些學生因貧困上不了學，是什么心情？

　　張保慶：我很同情，但也覺得有些不應該。

　　記者：怎么叫不應該呢？

　　張保慶：如果家長真關心孩子，如果學生真心關心自己命運的話，我想他們會下工夫去了解國家政策的。

　　記者：給我們感覺是他們不知道，不了解國家助學貸款。

　　張保慶：不去了解政策，光在家里抱頭痛哭，這個事情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也有不值得原諒的地方。另外還有一條，不要光在家里發愁嘛，我去年都講過這個話，實在沒地方找了，找學校，你先到學校去。哪個學校敢不接收你，你可以直接向我們反映。

　　記者：找學校有困難怎么辦？

　　張保慶：我們要求任何一個學校都不許把錄取的學生因學費問題拒之門外。有些高校盡管不嚴格執行政策，但還不敢把學生拒之門外。

　　關于地方政府:我不認為困難到拿不出幾千萬來助學貸款

　　記者：助學貸款應該是件非常好的事，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就是這項工作推進得不是那么順利，所以您點名批評了八個地方。這一把是不是得罪了好多人？

　　張保慶：到現在為止，好像還沒人給我打電話，說我批評得不對。

　　記者：您去年親自去的幾個地方里面，有四個地方的名字被您點了，所以看起來你們說話是不是有點不管用？

　　張保慶：它牽扯到許多部門，這是一個客觀現實。

　　記者：您剛才說了，牽扯到很多部門，但給人感覺是你們第一板子就打到地方政府身上，你是不是感覺他們責任重大？

　　張保慶：對，既然是很復雜的工程，就必須靠政府出來統籌和領導。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地方領導和黨委重視的結果。

　　記者：是不是咱們也平心而論，客觀地站在當地政府角度上想想，比如說其中好幾個都是西部地區，如內蒙古、青海、新疆、寧夏、甘肅等，他們可能財政上也有困難，所以沒辦法很好地落實這一塊。

　　張保慶：對新疆，對內蒙古，對寧夏，這些地方的情況我比較了解，是有點困難。但我不認為就困難到拿不出幾千萬來干這個事，何況對于這些地方，中央財政都有專門的財政轉移支付，另外我們財政部也商量好了，他們只要干起來，對他們有困難的地方，將來我們還要給予補貼的。我們要一個省一個省地看他們到底有多大困難

　　記者：好聽的先講到前面了，現在沒辦法了，給了些狠招。這回是拉上了財政部，財政部總體的意思就是不給錢了，我們看教育部還有什么其它的辦法。調減一些招生計劃，不給設博士、碩士點了，然后暫停一些費用了。你覺得這些措施夠狠嗎？

　　張保慶：這應該說是我們兩家在現有職責范圍內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

　　記者：你覺得這些措施會不會管用？

　　張保慶：我希望在不管用的情況下能把工作搞好，但對那些不自覺的地方，我想還是管點用的。

　　記者：萬一在某些地方即使有了這些措施，但還是不管用的話，怎么辦？

　　張保慶：那我們就跟財政部組成聯合調查組，我們要一個省一個省跟他們商量，到底有多大困難，如果這個省，這個地方真說出了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們會幫他們解決的。

　　關于銀行貸款:我不同意貸款貸不下去是因為學生違約造成的

　　記者：大體一樣是什么意思？

　　張保慶：銀行不干。

　　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我們記者有這么一段話我給大家念一下，“國家助學貸款工作是學校和銀行落實黨和國家政策規定共同擔負的責任，但在具體工作中常常表現出學校一頭熱，銀行一頭冷的現象。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張保慶：我同意中青報這個判斷。當前有沒有風險呢？有，所以我們在政策設計上，特別是去年調整了政策后，我們充分考慮到風險，所以才有建立了風險補償金，我們中央定的是15%，就是按照實際貸款額的15%提取風險補償金，從我們知道的情況來看，如果提到15%作為金融界來講就沒有太大的風險了。第二，我們為減少風險，這些年來一直加大對學生的誠信教育。但我不同意這個判斷，就是因為學生違約，貸款不還而造成貸款貸不下去。這個現象判斷不準確說明這個校長挺官僚

　　記者：我們確實采訪了幾個北京地區的高校校長，他們跟我們反映了一個情況，說學生還款的情況還真的不太理想。

　　張保慶：不理想與不太理想是兩個方面，不理想可能存在，我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有三個理由，第一，因為我們推行國家助學貸款政策，真正開始是2000年，最多是今年開始還款，按當時的還款期限到2008年才能看出這個還款的情況。去年調整政策是十年一個周期，以后要再過十年才能下這個判斷。

　　現在有沒有點問題呢？有。比方說現在確實有部分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按原來的政策設計是從畢業后那天起就開始還款，這個現在看來做不到，我認為，他們認為還款不理想的恰恰是這部分同學，而這部分同學是在新政策調整里邊是允許他們找到工作才開始還款的。這個現象校長的判斷也不準確，不管哪個學校的校長，說明這個校長挺官僚的，他沒有很好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個很不嚴肅的說法，真正的說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到2008年看，如果2008年或2010年這個周期完了后，如果出現了大面積違約，那時我們可以判斷，這才能說是。

　　記者：如果那時得出這么一個判斷的話，銀行不就慘了？

　　張保慶：銀行也不慘，國家政策風險補償金不是補著嗎。退一萬步講，這個原因造成的壞賬，國家還有大政策，可以注銷，有什么？

　　記者：您這樣說下來，我如果是個大學生，我認為，不還款也沒有關系。

　　張保慶：我是講這個道理，但我不希望學生不去守約。我就不相信，我們培養出的大學生將來是我們國家最不守信的一個團體。

　　記者：咱們再回到銀行，現在既然體現出這么大的矛盾，那我們也替銀行考慮一下，其中好多都是商業銀行，他們有權決定是不是貸款，但現在你們好像一定要他們貸款。

　　張保慶：我說也不是所有的銀行，因為把人家銀行都帶進來也不對，據我所知現在大部分銀行態度還是好的，比如中國銀行，搞得很漂亮。我說的是少數銀行，咱們先劃清這個界限，不是全部的銀行。第二，銀行提的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現在既然是商業銀行，人家有人家的游戲規則，這是對的。但現在有一個矛盾也是客觀存在的———既然是一個政策性的貸款，又要叫商業銀行來操作。政策性貸款和商業性之間是一定矛盾的，但我也再說一句話，這個矛盾不是不可克服的。當然我也不強求銀行同意我的判斷，但我希望銀行界好好思考一下我剛才講的這些有沒有道理。

　　關于高校收費：亂收費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記者：2004年居民的年均純收入城鎮9000多塊錢，農村接近3000塊錢，一個大學生本科四年，我們差不多算平均水平四萬塊錢，那就相當于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農民家庭就要13.6年純收入，我們還沒按最貧困的家庭，如果按他們算恐怕得20多年的純收入才行。您個人覺得是不是貴了？

　　張保慶：是貴了，我承認。第一，現在這個學費是貴了，因此2000年以后，每年都是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提出一個意見，報國務院批準后發各地執行，從2000年起就一再強調要穩定收費標準，絕不允許再提高標準，這是第一條。第二個，就是現在正在做的，必須要把家庭困難的學生問題解決了。為什么呢？因為現在有些家庭富裕點，多收入點，如果收點學費之后，如果搞點二次分配，再給貧困學生多支持一點，這也是個辦法。所以特別要把貧困學生做好，只要做好了就彌補了前面那個缺陷，但可惜做得不理想。現在有些學校不擇手段地巧立收費項目

　　記者：大學學費成本核算怎么算的，為什么一年要收那么多錢？

　　張保慶：現在講怎么定，分擔機制怎么定，當時有兩種說法，一個是按成本，培養成本，但培養成本是很難計算的，而且算過，不是沒算過，清華一年得五萬六，培養成本得五萬六，一年。還有藝術院校更高，另外有些學校很低，那你怎么辦？我們折中了一下，就按學校日常運行成本，什么叫日常運行成本，過去建的都不要管了，就像當年的人頭費，所謂人頭費就是花在老師的工資、補貼、醫療、離退休人員，另外加部分公用經費，比方說設備維修、圖書購置，這些東西，水電氣這些東西加起來，算下來高的學校要超過1.4 萬，低的學校可能在一萬塊錢以下，后來取了個折中值就是1.4 萬，當時我們按生均日常運行成本的25%掌握，所以當時我們定的費用是3500塊錢。現在我給同學們說個坦率的話，我們真正的重點高校，收費不是高的，我們大家說坦率的話，不是北大清華算的高，倒是那些越是一般的高校，或差點的高校收費高，這倒是個值得注意的傾向。

　　記者：為什么？

　　張保慶：第一，培養成本根本沒那么高，日常運行成本也沒那么高，他憑什么收那么高呢？現在有些學校，有些學校領導，有些學校的經辦人員在不擇手段地巧立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大家反映比較厲害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記者：這樣的地方多不多？

　　張保慶：不少，據我了解可能有幾百所高校。

　　記者：占全國高校的什么比例？

　　張保慶：可能占20%吧。現在全國將近2400多所普通高校，大家反映比較厲害，亂收費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記者：你們不管嗎？

　　張保慶：每年都查，凡查出嚴重違規的，有些校長是要撤職的。此外，所有的收費全部沒收。還要說明一點，有些收費是打擦邊球的。

　　關于教育投入:影響教育發展的因素很多最關鍵的因素之一是投入不足

　　記者：現在從全國來講，政府對教育的投入足不足，不足的話差多少？

　　張保慶：不足。現在影響教育發展的因素很多，但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投入不足，或者換句話說，政府的投入滯后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現在教育界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此引起的。

　　記者：您在教育部工作已20多年了，從教育部自身來講，為什么教育部每年面對這些老問題，然后還解決不了？為什么？

　　張保慶：要說這26年的體會，我在別的場合講過，第一是教育太重要了，重要到確實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我這不是危言聳聽。第二，把教育搞好太難了，難就難在我剛才說的，我再補充一條，還難在什么地方？我們講人治也好，講法治也好，法還是靠人來制定的，執行法還是要由人執行的，而且中國目前很多情況還有人治的痕跡很重，因此領導者的決心，領導者對教育的認識，直接決定著我們教育的成敗。所以回到原來的題目，教育太難了。但還得說一句增強信心的話，前途是光明的。

　　【轉載自：北京青年報；中央電視臺《決策者說》供稿(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