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報發表了一篇關于山西煤老板的報道，讀后令人產生無限感慨。一個剛買了全新寶馬的煤老板對記者說，“那些錢都是提著腦袋掙回來的”，又說，“我才46歲，你看我頭發都掉光了，我容易嗎？”這些細節讓一些人產生了對煤老板的同情與體諒。

　　煤老板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這群人由于偶然的經濟機遇發了大財，于是他們開始到上海、北京等地購買豪宅，開起了悍馬、賓利等天價轎車，引發了種種復雜的議論與評價。以我們時代的財富觀來看，只要煤老板的錢來得正當，他們的富裕與揮霍都是無可厚非的，畢竟他們的財富并不會給社會帶來什么壞處。但遺憾的是，煤老板的暴富恰恰和礦難的頻發產生了一個“交集”，人們不免要質疑，煤老板的錢財里會不會含有不仁的成分。事實上，煤老板們自己也清楚，他們的財富是冒著巨大風險積累起來的，因為幾乎所有的小煤窯都在超量開采，而安全設施與勞工保護則非常薄弱，許多煤礦幾乎都踩著國家政策的鋼絲繩在作業。

　　煤老板發財“不容易”，沒錯，不過相比而言，在礦井里干活的民工們似乎更不容易。假如說我們的同情與體諒真的很充裕，我們或許應該把它傳遞給礦工們。他們在黑暗的礦井里長期工作，所得有限，還要提防隨時都可能降臨的滅頂之災。從礦工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能深刻理解煤老板的“苦衷”，并對政府日趨嚴密的安全監管產生感激之情。

　　最近一年來，政府在煤礦安全方面重拳出擊，煤老板的日子越發不好過了。死一個礦工要賠20萬，安全不達標要停產整頓，參股分紅的地方官員正在考慮撤資，保護傘看來都要收將起來。按照這個勢頭走下去，礦工的生命權會得到嚴格的保護，煤炭百噸死亡率有希望“走下坡路”。通過將近三年時間的摸索，我們慢慢找到了治理煤炭安全問題的門徑，這是值得欣慰的，不過，想到煤老板們發財之后的感喟，我們的欣喜又打了折扣。

　　我們要思索的問題是，以煤老板為代表的那個人群在短期內暴富的原因何在呢？拋開更隱蔽的問題不談，勞工待遇的低下、勞工保護的成本低廉是不是重要的問題？勞動力價格低廉曾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一個利器，但是，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隨著社會矛盾的顯現，我們不得不意識到，以民工為主要群體的勞動者處境堪憂，他們勞動強度大、收入很低、缺乏社會保障、喪失基本權利。這些為國家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為煤老板們挖出了悍馬和寶馬的普通勞動者，他們并沒有得到我們津津樂道的“國民待遇”，他們也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

　　今年以來，有兩件新聞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強烈關注，一是發生在南方的“少年阿星殺人事件”，二是發生在西北的“王斌余討薪未果殺人案”，這兩起惡性案件有著相似的“模型”，那就是弱勢群體缺乏救濟渠道、勞資矛盾無法調和。從這些災難性的案例中，我們應該意識到，提高勞工收入、強化勞工保護已經到了多么迫切的關頭。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懂得，保護勞動者尤其是民工的利益，僅僅依靠領導關懷是不夠的，而是必須進一步完善人道的、公正的、平等的勞動制度。在那樣的制度下，煤老板們“掙錢不容易”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北京青年報： 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