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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對我們來說，它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那時，露天電影幾乎就是我們主要的精神消費。我想象不出如今哪種娛樂跟當時看露天電影一樣。

　　我在北京的部隊大院長大，部隊里有一個很大的操場，每周都放免費的露天電影。當時部隊得天獨厚有自己的放映機，還能夠從總政的片庫調拷貝，一部電影拍完了，一周之內我們肯定可以看到。

　　我六七歲開始看電影，上大學前很少進電影院，1969～1975年間看得最多。

　　那時看露天電影像過節

　　放露天電影那天就好像過節一樣，全家老小都會出動，大人對小孩也比較放縱，由著我們隨便打鬧。大家都在天還大亮的時候就搬凳子搶占最好的座位。院子里好看的女孩會特地換身衣服，也不知道她是真找地方還是裝模作樣，總之她會圍著操場繞上兩圈，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大家悄悄地打聽她是誰家的姑娘。

　　放映隊的車來了，卸下設備，扯上繩子，掛起幕布，底下的人就自發地幫著看，七嘴八舌地喊著“往左點”、“向右點”，讓銀幕掛平。放映員把機器架起來，在幕布上打出一束光，開始調焦。這時所有人都會站起來，做手影，擺各種姿勢，銀幕上就出現千奇百怪的影子。

　　有一天銀幕剛掛好，突然下起雨來，放映員趕緊收起機器，宣布電影取消。我們悶悶不樂地回到家，還是心懷一絲希望繼續等著。雨一停就跑回操場，發現大家都跑回來了，于是放映員又重新準備。那天放的是朝鮮片《火車司機的兒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冬天下雪露天電影也照放不誤，我們用棉衣捂得嚴嚴實實，戴著大棉帽，穿著棉鞋去看電影。那時候北京室外比現在冷多了，但我們坐在雪地一點都不覺得冷，甚至都沒有感到臉或者腳被凍麻了。

　　露天電影給我的感覺很奇怪，它會帶來很多和電影無關的感受。有一次看《杜鵑山》，在操場等待時前面傳來一股煙味，我覺得特別好聞。我才上小學，就暗自下定決心，上大了一定要抽這個牌子的煙，還跑過去偷偷地看到那是香山牌。

　　童年理想就是當放映員

　　院里的孩子中間老在流傳各種關于電影的謠言。有個孩子吹噓看過特寬寬銀幕，他說一般只能在銀幕上看到一個地主被打，而在特寬寬銀幕上就能夠看到旁邊還有另一個地主被打，聽得我們都呆住了，后來才知道這是他的想象。還有孩子說他看了《無名英雄》的下集，甚至自己繪聲繪色地編出了下集故事，其實那部片子根本沒有下集。

　　我們很喜歡把一些外國片場景抽出來變成游戲。《列寧在1918》里有個角色最后被人掐喉嚨，踉蹌著走了幾步從窗口跳下去。我們小孩特愛模仿，所有人都爭著演跳樓的人，找了一處二樓陽臺，搬些沙包放在下面，輪著學那人痛不欲生地跳樓。我們都愛演反派，反派可以罵人打人，比較放肆。

　　女特務也很招人喜歡，因為女特務可以燙頭發、穿漂亮衣服、表現身體的曲線。我看《秘密圖紙》時萬分不愿意師偉扮演的女特務死去，簡直恨不得跳進電影里幫她一把就好。她和王曉棠、陶玉玲是我的偶像，上課時我會突然走神，心想如果在這三個人只能選擇愛一個，叫我怎么選擇好呢，哪一個都舍不得啊！

　　我的童年理想就是當放映員，因為我覺得放映員是部隊里最帥的小伙子，人很精神，是有手藝的文化人，跟那些天天扔手榴彈的戰士不一樣，還可以永遠看新電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喜歡跟著放映組的人做打雜，八九歲時就被當作了編外人員。放映隊來的時候，會用大喇叭叫我的名字，我特別驕傲地一溜煙跑到放映隊，幫忙倒膠片、貼告示、畫幻燈片。有一次放映員獎勵我，在開場前單獨為我投影在墻壁上，放了《永不妥協》中的一本膠片，這件事令我得意地跟伙伴吹噓了大半年。

　　對老電影倒背如流

　　因為沒那么多片子可放，經常重復放一些片子。當時有個說法叫“三戰一哈”，指《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毛澤東主席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每一部我都看過幾十遍。而樣板戲不僅看了很多遍，而且看了好幾個版本。我們小孩認為每個版本都是一部不同的電影。

　　新片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有這么一個順口溜：“阿爾巴尼亞電影是莫名其妙， 羅馬尼亞電影是摟摟抱抱，朝鮮電影是又哭又笑，越南電影是飛機大炮，中國電影是新聞簡報。”阿爾巴尼亞有部電影《第八個是銅像》，用了一些閃回手法，我們怎么都看不懂。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里面有個鏡頭，男演員把女演員抱起來轉圈，這在當時簡直太大膽了，我記得看的時候整個操場上鴉雀無聲，所有人屏息凝視，特別緊張，還沒等出現什么畫面就漸黑了。后來我們會偷偷地討論回味，如果有人公開宣稱自己喜歡這部片，大家都會用異樣的眼光看著他，覺得他心里肯定有鬼。

　　無法擺脫的電影情結

　　那時精神生活太單調了，露天電影幾乎就是我們主要的精神消費。我想象不出如今哪種娛樂跟當時看露天電影一樣。看露天電影有一種集體參與感，沒有人組織，但是大家自發地把它當成特別正式的活動，不受任何其他事情干擾，全神貫注。

　　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無法擺脫電影情結，比如隨手寫幾個字，我肯定寫電影片名。寫起王曉棠等演員的名字，我覺得這三個字都有特殊的感覺，好像跟其他字都不一樣。后來我跟這些老演員成了好朋友，還覺得他們是活在遙遠的神話中。

　　我收藏了很多原版電影海報，3000多冊電影連環畫，還購買了好幾部老式放映機。兩三年前，朝鮮歌劇團到北京來演《賣花姑娘》歌劇。前奏剛一響起，我的眼淚就沒法控制地往下流。幕間休息時，我看到和我一樣大的中年人，眼睛全是紅紅的。聊起哭的原因，竟沒有一個是跟歌劇本身有關，都是想起過去看露天電影的經歷。

　　很多年輕人無法理解，為什么像我這么大的中年人會對如今的電影那么苛刻，就因為我們是在這種環境下看電影長大的，把電影看得格外嚴重。對于我們來說，它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很神圣。(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戴婧婷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