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0日電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第八屆中國綠色論壇上發表講話。以下是講話全文：

　　18世紀開始的那場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因那場革命而產生的工業化道路卻在20世紀走到了盡頭。2002年世界首腦會議終于達成共識：經濟、社會、環境必須相互協調才能可持續發展。中國已將可持續發展確定為基本戰略。中央近年提出的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一系列新理念，正是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

　　美國的萊思特•布朗先生說：“由于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人類至今為止走過的所有發展道路對中國都不能適用。要不了多久，中國非得開拓一條全新的航道不可。這個發明了造紙術與火藥的民族，現在面臨一個跨越西方發展模式的機會，向世界展示怎樣創造一個環境上可持續的經濟。中國若成功了，就能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光輝的楷模，為人仰慕效法；中國若失敗了，所有的人都將為此付出代價。” 因此，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從理念到行動的轉變，決定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成敗。沒有一個中國人希望失敗。

　　一、可持續發展呼喚戰略環評

　　上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主流認識也是將單純的經濟增長等同于社會發展，導致環境危機在80年代全面爆發。既制約了經濟增長，也影響了人體健康、社會公平、政治穩定與文明延續。為此，西方的環保思想便從“末端治理”、“生產過程控制”過渡到第三階段，即“源頭防治”。這一痛苦的認識過程，是發展觀升華的過程，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產生的過程，是解決環境問題整體戰略提出的過程。所謂戰略環評，即是 “從源頭和過程控制”戰略思想的集中體現，即是對政策、法規、規劃、計劃中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進行深入的分析預測和科學評價，即是采取預防措施或者其他補救措施，從源頭上控制環境污染。

　　戰略環評制度產生于美國1969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該法案提出“在對人類環境質量具有重大影響的每一項建議或立法建議報告和其他重大聯邦行動中，均應由負責官員提供關于該行動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說明”。70年代中期，歐美其他國家開始將環境影響評價的應用擴展到戰略層次。80年代末，戰略環評開始被全世界廣泛接受，作用于戰略實施全過程(政策-計劃-規劃-項目)，新的環境影響評價體系逐漸形成。如今，美國政府已經編制了好幾百部“戰略環境影響報告”。加拿大《關于政策和計劃建議的環境評價程序》規定所有聯邦政策和計劃，都必須經過戰略環評。英國、荷蘭、丹麥、瑞典等許多國家也都建立了戰略環評系統。1993年，歐盟發布文件規定，今后凡有可能造成顯著環境影響的開發活動或新的立法議案必須經過戰略環評。在亞洲，韓國環評法要求國家及地方政府在制定實施各種政策與計劃時必須進行戰略環評。日本出臺了一整套“計劃環境評價體系”，專門用于區域開發計劃中的戰略環評。以上國家的實踐表明，戰略環評是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從宏觀、抽象概念落實到實際、具體方案的橋梁，是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的制度化保障。

　　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正處于十年文革，認為當時西方發生的環境公害，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治之癥，即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在自然資源方面存在著不可調和矛盾的必然產物”，社會主義由于消滅了私有制，是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所以不可能導致環境公害的發生。但實際上，我們也一直在模仿著蘇聯與歐美傳統工業發展的模式，如今，模仿這一高耗能高污染模式所帶來的惡果，正在中國重現。中國面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環境資源嚴重不足的矛盾，面臨著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對人類生存環境已構成重大威脅。以往的教訓證明，如果決策部門在提出政策和規劃時能更多考慮環境影響，并積極采取應對措施，不僅可以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可大大減少經濟損失和社會矛盾，如果不從各種開發建設活動的源頭去預防環境問題的產生，我們將永遠陷于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的惡性循環，并將在未來付出更大的政治成本與經濟代價。

　　缺少環境考慮的規劃與決策必帶來深刻的教訓。由于我國在過去制定重大經濟政策時很少考慮可能將產生的環境后果，以致于在執行的過程中引發了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至今遺患無窮。例如現有的大都市由于在規劃中沒有充分考慮環線路網帶給城市交通、市民居住、環境安全的負面影響，如今已造成了大都市交通長期擁堵不堪，城市布局像“攤大餅”一樣地無限擴張，加劇了城區內空氣污染和熱島效應。再如中西部省區在做能源、電力、重化工基地建設規劃時，由于沒有考慮到發展這些重污染行業必會與脆弱的生態環境產生尖銳矛盾，尤其是區域內有限的淡水資源根本無法支撐如此規模的開發活動，現已造成了幾代人都難以恢復的生態問題。總之，我們當年大大小小的規劃和政策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到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致使我國的經濟增長仍是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型增長。中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第二大石油和電力消費國。能源、原材料產量的增幅已遠遠高于同期GDP增幅。中國原油消耗量占世界消耗量的7.4%、原煤占31%、鐵礦石占30%、氧化鋁占25%，而創造的GDP僅是世界的4%。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全世界20個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國占一半。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人均石油占有量僅是世界1.8%，天然氣是0.7%，鐵礦石是9%，銅礦是5%，鋁土礦是2%，因此，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后的發展。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0%，鐵礦石是57%，銅是70%，鋁是80%。面對如此巨大壓力，中國的資源環境無法承載，世界的資源恐怕也難以支撐。

　　解鈴還需系鈴人。要從決策入手，從宏觀角度出發，根據我國現有的資源與環境承載能力，制定出適合我國長時期發展的各項政策。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在于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在于制訂可持續發展戰略，而凡可持續發展戰略必然包括戰略環境影響評價。

　　從制度體系上看，我們原來只注重對建設項目開展環境影響評價，但建設項目只處于整個決策鏈(戰略、政策、規劃、計劃、項目)的末端，所以建設項目環評也只能補救小范圍的環境損害，無法從源頭上保護環境，也不能指導政策或規劃的發展方向，更不能解決開發建設活動中產生的宏觀影響、間接影響、二次影響、累積影響。2003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確定了戰略環評的地位。該法明確要求對土地利用規劃，區域、流域、海域開發規劃和10類專項規劃進行環境影響評價，這是對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重大完善。

　　歷史的教訓不能重復，已傷痕累累的生態環境再也經不起破壞與摧殘。為了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為了真正構建和諧社會，為了真正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戰略環評必須得以重視，戰略環評的理論與技術必須加以研究，戰略環評的制度必須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