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只是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錢學森

　　今年10月，是人民科學家錢學森同志歸國50周年。

　　錢學森曾經說過：“我從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呆了整整20年。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后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的是日后回到祖國能為人民做點事。”

　　歸國后，錢學森以對祖國、對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無限忠誠，用其畢生的工作，殫精竭慮，實踐著自己的諾言。

　　1991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他“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人民中國才是我永遠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準備，終于到了報效祖國的時候。他向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

　　那時，錢學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學家，夫人蔣英也在音樂界享有聲譽。但祖國的召喚，使他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優(yōu)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乘坐加拿大班機離開美國。但是，美國國防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通過海關扣留了他。之后，美國司法部簽署了逮捕令，錢學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國工作的10多年間，錢學森為美國航空和火箭技術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曾寫道：“錢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一顆明亮的星。”因此，當得知錢學森要回國時，美海軍部副部長立即給司法部打電話：“無論如何都不要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寧可斃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國。”

　　錢學森沒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繼續(xù)著自己的科學研究，一方面堅持斗爭，尋找回國的時機。1955年5月，他從海外華人報紙上看到一則關于中國慶祝“五一”勞動節(jié)的報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陳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游行隊伍的消息。

　　錢學森立即給陳叔通寫了一封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的信，夾在蔣英寫給她在比利時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陳叔通接到信的當天，就把信送交給周恩來總理。當時，中美正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王炳南大使根據總理的指示與美方交涉。開始，美方不承認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但當王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時，美方才啞口無言。最后，美國政府只得無奈地允許錢學森回國。

　　在美國的20年里，錢學森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他回憶說：“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這么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后用。我一塊美元也不存，許多人感到奇怪。其實沒什么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1955年9月，錢學森全家登上克里夫蘭總統(tǒng)號輪船回國。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師、世界力學大師、美國超音速之父馮·卡門告別，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論》送給了老師。馮·卡門翻看了書后對錢學森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了！”

　　“外國人能造，中國同樣能造”

　　歷經磨難，錢學森回到了祖國。

　　到達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帶領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仰望著雄偉的天安門和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他無比激動。

　　1947年，錢學森曾回國省親，在當時的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學的演講，引起轟動。國民黨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當時時局混亂，他毅然謝絕，又回到美國。現在，新中國誕生了，他的強國理想終于可以實現了。

　　回國后不久，組織上安排錢學森去東北參觀。一路上，他參觀了新建的工廠、水電站、大學、研究所。從新中國成立6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中，錢學森親身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報國的信念。

　　參觀期間，錢學森訪問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陳賡大將特意從北京趕到學院接待他。陳賡熱情地對錢學森說：“哈軍工打開大門歡迎錢學森先生。”在參觀到一個小火箭試驗臺前時，陳賡問他：“我們能不能造出火箭、導彈來？”錢學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中國同樣能造！”

　　陳賡聽后哈哈大笑，激動地握著錢學森的手說：“要的就是您這句話！”事后，錢學森才知道，陳賡是帶著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指示，專程就此來請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錢學森經過深思熟慮，向中國科學院提出了組建力學研究所的建議。一個月后，力學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錢學森任所長。在周恩來總理的鼓勵下，他起草了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yè)的意見書》，提出了我國火箭、導彈事業(yè)的組織方案、發(fā)展計劃和具體措施。錢學森的意見書受到黨中央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研究決定成立國家航空工業(yè)委員會，同時授命錢學森組建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錢學森歸國一周年時，國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yǎng)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1957年2月，周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正式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長。

　　期間，錢學森還參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綱要》的制定。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遠大規(guī)劃。錢學森擔任了由12名科學家組成的綜合組組長。規(guī)劃制定了57項重大研究任務，其中，特別把發(fā)展原子能、導彈、電子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化技術，作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項目。這為新中國的科學技術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作為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yè)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之一，錢學森嘔心瀝血，做出了歷史性貢獻。1960年，在他具體領導下，我國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導彈。之后，他又親自主持我國“兩彈結合”的技術攻關和試驗工作，于1966年成功發(fā)射了我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的時機已經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新中國終于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

　　“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

　　當年，美國司法部逮捕錢學森，說他是共產黨員。美國《紐約時報》后來曾報道說：“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國政府成為這位科學家的迫害者，將他視為異己的共產黨分子予以逮捕，并試圖改變他的思想，違背他的意愿滯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國。”

　　1955年9月，在錢學森回國途中，停靠菲律賓馬尼拉港口時，有位記者還問他：“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答：“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我還沒有資格當一名共產黨員呢！”

　　錢學森是位愛國的科學家，為了回到祖國而抗爭；錢學森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愛國背上了“共產黨”的罪名。但回國后的親身經歷，使他產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個晚上，錢學森來到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家，鄭重提出了入黨要求。1958年10月，在錢學森回國的第三年，力學所黨支部通過了他的入黨要求。1959年1月，經中國科學院黨委批準，錢學森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同年11月12日轉正。這一天，錢學森激動得徹夜難眠。30年后，他還回憶道：“在建國10周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這個時候我心情非常激動，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我簡直激動得睡不著覺。”

　　從此，錢學森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說：“我在美國是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一心想用自己學到的科學技術救國，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國以后，我通過學習才慢慢懂得馬克思主義，懂得點政治，感到科學與政治一定要結合。”“即便是純技術工作，那也是有明確政治方向的。不然，技術工作就會迷失方向，失去動力。”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

　　錢學森十分重視自己的思想建設。他是位大科學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書房里，不僅擺滿了各種現代科學技術書籍，還有許多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文藝理論著作。讓人尊敬的是，書房里還有他認真閱讀過的《像雷鋒那樣做人》和《雷鋒辭典》等書籍，他把雷鋒的思想和行為從行為科學的高度，進行認真的概括和總結，力圖提煉出帶有規(guī)律性的一般原則。

　　錢學森一生獲得無數榮譽，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1991年10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親自為他頒獎。但錢學森在講話中卻說：“今天我不是很激動，”他說，“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在這個序里他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yōu)秀代表，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

　　錢學森說：“我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后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獎賞。”

　　在創(chuàng)建力學所期間，他按照技術科學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個專業(yè)學科組，并積極倡導學術民主，在科學研究面前不論資歷深淺，彼此平等。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創(chuàng)辦了近代力學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給學生講課時，他發(fā)現許多工農子弟因為經濟困難，買不起計算尺等學習用具，就把自己剛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論》一書的稿酬，毫不遲疑地捐給系里，資助貧困學生購買學習用具。

　　作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yè)的主要技術領導者，他不僅擔負著技術抓總的重任，而且經常身臨一線進行具體指導。在進行“兩彈結合”的導彈核武器發(fā)射試驗期間，為了確保人民的安全萬無一失，他竭盡心力。導彈上的元器件成千上萬，任何一個零件出現故障，都可能影響導彈的安全和可靠。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種可能存在的問題一一列出來，詳細到晶體管、電位器、電容器、開關插座、螺釘螺帽等。這對需要思考諸多大事的技術統(tǒng)帥來說，是何其可貴。

　　許多了解錢學森的人都說，他是大科學家，但心里始終裝著人民。20世紀60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時期，而這時也是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的時期。為了保證科技專家的正常工作，黨和國家想盡辦法給以照顧。聶榮臻元帥特意送去一些豬肉，交待給錢學森補充營養(yǎng)。有一天，炊事員看見錢學森太勞累，就為他做了一碗紅燒肉。平時和顏悅色的錢學森，一下子把臉沉了下來，批評工作人員道：“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全國人民都生活困難，連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吃肉了，你們居然給我做紅燒肉，黨性到哪里去了！”不僅如此，錢學森又把自己剛出版的兩部科學巨著的稿費作為黨費上交。他說，我要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在領導國防科技工作期間，錢學森經常深入地處沙漠戈壁的試驗基地。那里自然條件的惡劣，人民生活的艱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領導崗位后，他還牽掛著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們，思索著如何用科學改變那里的環(huán)境。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發(fā)展沙產業(yè)的思想。他說：“我國沙漠和戈壁大約16億畝，和農田面積一樣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長。”“沙漠和戈壁的潛力遠遠沒有發(fā)揮出來。”“沙產業(yè)就是在‘不毛之地’搞農業(yè)生產，而且是大農業(yè)生產。這可以說是又一項‘尖端技術’！”他還把自己獲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獎100萬港元，捐給了促進沙產業(yè)發(fā)展基金會。

　　錢學森現已94歲高齡，依然關心著國家的長遠發(fā)展，思考著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軍總醫(yī)院的病房里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作了一次長談。他說：“今天找你們來，想和你們說說我近來思考的一個問題，即人才培養(yǎng)問題。我想說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而是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他從美國的大學教育談到他的老師馮·卡門的教育方法，從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體會談到中國許多著名科學家的成長經歷，從“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談到我國今后的長遠發(fā)展。他寓意深長地說：我們一定要“培養(yǎng)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才”，“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發(fā)展。”“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fā)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這就是錢學森———一位人民科學家的忠誠。

　　【來源：新華社；作者：奚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