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0日電 不論我們在任何時候提起中國電影，肯定都會說到“第五代”的電影，因為像張藝謀的《紅高粱》，陳凱歌的《黃土地》《霸王別姬》這些作品已經讓中國觀眾耳熟能詳。日前，第五代的代表人物陳凱歌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的專訪，講述了自己的電影理想。以下為轉摘內容：

　　記者：非常感謝你能接受我們的采訪。

　　陳：不客氣。

　　記者：我們的編導在聯系的時候說你非常忙。

　　陳：的確是這樣的，因為《無極》這個片子已經到了最后的階段了，我剛剛從悉尼回來。因為影片要完成了，如同自己的孩子要出生，你要圍著助產室轉，生怕出點什么意外之類的。

　　記者：事先透露一下是什么樣的故事？

　　陳：倒不是不愿意透露，是一言兩語很難把這個故事的面目、輪廓講清楚。

　　記者：你是希望觀眾去看一個故事還是再看陳凱歌的理念？

　　陳：首先吸引觀眾的，《無級》這個電影來說是它的故事，是它的人物，是它的情節，其次才是陳凱歌的理念。我自己感覺好的作品，或者說是一個超越的作品它是可以兼顧兩方面的，我自己本人非常相信《無級》是這樣一部電影。

　　記者：我們可以有什么樣的期許？

　　陳：這個期許就是獲得很久很久沒有獲得過的幸福感。為什么這么講呢？其實大家都生活得很辛苦，能不能在2個小時的時間里頭你能放下一切，坐在我們所稱之為黑暗的電影院里頭去享受兩個小時的幸福，這就是《無級》能提供給大家的。我不喜歡那些俗套，“不流淚”、“找我來退票”諸如此類的言論，我還俗不到那份上。但是我自己相信能夠讓你的精神得到滿足，你的情感能夠得到充分的宣泄，其實看電影的過程未必是一個吸收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釋放的過程。跟著這些人物，跟著這些人物的喜怒哀樂，跟著這個情節一塊走，最后的結果大家好象洗了澡一樣。走出電影院的時候有一個心情舒暢的感覺，身心舒暢的感覺，這個就是我對《無極》的期許。

　　陳凱歌1952年出生在北京一個電影世家里，他的父親陳懷皚是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導演，母親是高級編劇。文革期間，他的父親被下放到農村，遭到紅衛兵多次批斗，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上完初中一年級的陳凱歌也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于1969年到云南西雙版納景洪縣當了知青。

　　記者： 醫行要問出處，面對陳導大家可能很希望知道您的背景到底對你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陳：你要問我的背景跟常人沒有兩樣，好象你父親就是導演，所以你深得家傳而已。其實我父親沒有教我什么電影的事，與其說他們教了我電影上的事，不如說他們教我怎么做人而已。我只是那個嚼草嚼得比較細的牛而已。說不好聽點，我的少年也可以說是當牛作馬。16歲到云南的森林里面去砍樹，諾大的一片林子大家說這砍得完嗎？可是居然我們把它砍完了。砍完之后我們有兩種感受，第一種感受是非常非常地驕傲，看著長滿老繭的16歲的雙手，心里面一種油然而生的一種驕傲感，感覺自己人長大了，這是第一種感受。第二種感受痛苦萬分。為什么痛苦？我們有什么權利把這些樹砍了？

　　記者：在你心里，電影的種子是什么時候種下的呢？

　　陳：電影的種子是不知不覺地種下的，電影的種子可能就是在我滿頭大汗，滿手是血，刀把都握著，皮都揭不開的瞬間，砍著幾人合抱的大樹的時候種下的，也可能就是從山上走下來扛著竹子，那真是叫齜牙咧嘴，電影的種子可能是那個時候種下了。從云南回到北京，我見到我媽媽，我媽拿起我的手眼淚就下來了，我還說我給你表演個絕技，什么絕技呢？我就真能夠拿起一個小炭火來把這煙點著我都不覺得疼，電影的種子可能是那個時候種下的。

　　在云南偏僻的山村，陳凱歌當了3年的知青，由于他會打籃球，一個偶然的機會，幾乎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他參軍入伍。直到1976年，像那個時代眾多的返城知青一樣陳凱歌回到了北京。在北京電影洗印廠他當了工人。1978年，當了兩年工人的陳凱歌參加了文革結束之后北京電影學的第一屆招生考試。

　　陳：生活的真實遠不像人們所描繪的那樣美麗，生活的真實就是我第一輪就被淘汰。因為要擴大招生人數，我才在第二輪參加了復試，復試的結果是老師覺得比較滿意，這人還可以上電影學院。

　　記者： 電影學院這四年對你來說是物理反應還是化學反應？

　　陳：電影學院太好了，是第一句話。“尊師如尊父”這是咱們中國的老傳統，是他們告訴我們電影對你們這些人意味著什么。每星期我們那時候院在朱辛莊，到城里面電影資料館看兩次電影，一次可能是兩部，都是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前蘇聯的經典影片，而后做很多自由的討論。我父親就教我做電影，買個小本，拿一支筆，一邊看一邊記，尤其是記細節，電影是細節的藝術。他不會坐下來語重心長，生活不是這樣的，為什么過去的電影假呢？動不動就語重心長，沒有語重心長，他就是隨意告訴你這么一件事，讓你受益匪淺。

　　記者：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現在的學生可能看的電影更多，機會可能更多，為什么七、八班可以出陳凱歌，可以出張藝謀，可以出田壯壯，你們跟別人有什么不同？

　　陳：我覺得這不能夠輕視年輕人，我一直對此心存戒律，因為我們也是從很年輕的時候過來的，我們也被人指為不行的。所以這一點我自己覺得一定要體諒年輕人，體諒他們的難處，體諒他們的苦衷，體諒他們，尊重他們對電影的熱情。他們只是時候未到而已，我并不認為中國電影如果僅僅只有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或其他幾位導演，那不行的，成不了氣侯，獨木難支。

　　1982年，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陳凱歌被分配到了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畢業后的第二年，當時遠在廣西電影制片廠的張軍釗，張藝謀等人拍攝了《一個和八個》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陳凱歌也在廣西電影制片廠獲得了導演《黃土地》的機會。

　　陳：我們蠻幸運的，總體上來說是蠻幸運的，為什么呢？就是因為經過文革之后，明顯地出現了在導演方面人才比較缺乏的情況，我不過是當了一部戲的副導演，我就開始自己拍電影了，我拍電影的時候30出頭。過去的導演熬到四五十歲的時候，有的時候還說是青年導演，還一部戲都沒拍，這種情況多得很。

　　記者：這個機會，拍《黃土地》這個機會為什么會落在你的身上？

　　陳：一個是我的幸運，同學們都很支持，另外就要感謝廣西電影制片廠的魏必達廠長，這個老廠長現在已經退休了。他是拿了兩個本子給我，說這兩個本子中間你可以拍一個，我就看了陜西西安電影制片廠張子良的所寫的，當時不叫《黃土地》，叫《深谷回聲》，他是從柯蘭的一篇散文改變的，因為張子良本人是陜北人，所以他對當地的風俗、民情都很了解，我是沒去過陜西，我是拿了劇本之后才第一次去陜西，那個時候才真正地受了感動。

　　記者：憑什么？初出茅廬？

　　陳：我想還是因為電影學院文革之后的第一班學生，到這樣一個比較邊遠的小廠來做導演，對我們還是蠻尊重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說我們蠻幸運的。

　　記者： 為什么是陳凱歌呢？你的同學很多。

　　陳：那是因為陳凱歌好象在電影學院的時候，學習成績還可以，大家對我還有一點點期許。就是這樣。

　　陳凱歌導演的第一部電影《黃土地》在創作上力求創新，影片攝影一改過去傳統中國電影拍攝方式，整部影片有效的塑造了黃土高原的風土人情，給人耳目一新的視聽感受。公映之后獲得很大成功，影片獲得包括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等三個國際電影節大獎，對于當時還相對封閉的中國社會環境來說，《黃土地》的獲獎給中國停頓了十年的電影事業增添了信心，陳凱歌也因此一舉成名。

　　記者： 當時預料到《黃土地》的影響力嗎？

　　陳：那沒預料到，我們這幾個主創人員還是做了非常多的討論、交流，確定很多的方案，應該做一個什么樣的東西，我們期望達到的目標是什么？這些都討論過。

　　記者：拍《黃土地》的時候很刻意嗎？我一定要反傳統？我一定要有創新？

　　陳：想反傳統，想創新這是一定的，年輕的時候大家都有這個心氣的，都是覺得前人不如自己。所以我們在十年首聚我寫的詞里面說到，當時是“十足狂妄，欲與前人論短長”的這個一個情況，是想創新。可是電影中間，《黃土地》中間的沉默跟黃土高原有關系，黃土高原的人一般不大說話的。我覺得他們，說一句一般人不會說的話，我覺得他們是與日月同輝的人，為什么這么說？生命固然短暫，但他們在那兒的多數時候是沉默的，偶爾爆發就是唱唱信天游，你才能看出我心里面是這么熱。

　　1993年，也就是陳凱歌導演生涯的第十年，他拍攝完成了一部影響深遠的電影——《霸王別姬》，這部電影贏得得了法國嘎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大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獲得此項大獎。盡管在此之前，同是北京電影學院78班的張藝謀憑借《紅高粱》獲得過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獎”，憑借《秋菊打官司》獲得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已經為中國電影贏得美名，但是《霸王別姬》的大氣和精美為中國電影贏得了世界更多的尊重。

　　《霸王別姬.》這部電影以宏大的敘事方式，講述了一群京劇演員和那個時代下中國人遭遇的命運變遷。影片場面氣勢恢宏，故事曲折，畫面精美，有外國評論甚至認為這是一部完美的中國電影。這部電影也為陳凱歌贏得了極大的聲譽。

　　記者：盡管你不高興大家這么評論你，但是大家仍然這么認為，《霸王別姬》是你電影的巔峰之作。

　　陳：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要看怎么看，每個人的想法并不是一個定論，也不是一個共識，包括我自己我都不一定是這么看的。

　　記者：你怎么評價《霸王別姬》在陳凱歌電影中的地位？

　　陳：我對《霸王別姬》的評價是一般人拍不了。因為他有非常復雜的線索要駕馭，他有非常龐大的一個敘事的組織再逐漸地浮現，形容我自己的電影最終的東西是什么？情懷，一個電影若有情懷，永遠會被人記住。

　　陳：其實《霸王別姬》跟一個情況有關，跟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長大有關。在四合院里長大，所以我其實挺重的北京氣，京劇對你的影響就是很日常的都發生了的事情，所以你突然發現這個故事跟你小的時候一起煙消云散的那些記憶突然重合了，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那時候搭一條胡同，程蝶衣在日本兵進了北京之后他打開了院門跑掉那條胡同也是我們搭的，那天是拍黃昏的戲，我就久久地站在那個胡同里頭，在那個時候，黃昏非常安靜，突然把我帶回小時候了。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一個瞬間所發生的可能會影響到你整個的電影。那些感受在電影拍完之后，突然我夢見張國榮了，張國榮穿著戲里面的戲服，不是京劇里面的戲服，是他的長裝，一個長衫，婉面含笑跟我說：“從此別過了”，其實這是文詞，“別過”的意思就是告別了。然后我就醒了，醒了我發現我在夢里居然落了淚，你對這個電影就有這樣的情感。

　　記者：為什么會選擇他來演主角呢？

　　陳：我覺得他在男人里頭非常嫵媚，他的眼睛很干凈，我需要一個眼睛很干凈的男人來演程蝶衣，我到香港跟他說這個劇本，這個故事的時候，他說你不用給我看劇本，你跟我說說這是什么故事？在這個過程有一瞬間我記得他是二郎腿，叼著一支煙，眼睛是低垂的狀態，我覺得非常非常美，非常優雅，我覺得他能做。

　　記者：現在來看這部電影非張國榮莫屬，是張國榮成就了這部電影，還是這部電影給張國榮定了格？

　　陳：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外，舉一個鏡頭的例子，在這部電影中間，文革即將開始的那一瞬間有一個他在恭王府的一個院子里走路，有一個鏡頭我認為在當時我看來是最為經典的一個鏡頭，就是地上有些煤渣，他穿著涼鞋，他踩過這個煤渣的時候是小心翼翼的。這個鏡頭，這樣一個細節其實把他在過去若干年內是怎么生活的全都說出來了。所以我為什么說電影的確就是視覺的細節？這種力量非常非常大。

　　記者：得獎呢？

　　陳：得了獎勵我就站起來了，站起來了以后我就得意忘形了，因為“金棕櫚”畢竟不同凡響，總共就那么多片葉子，能讓你摘了一片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并不小看世俗的欲望，我覺得這些世俗的欲望都是美麗的，

　　記者：對于中國電影來說，得這個獎是第一次。

　　陳： 我當時跟這個電影節的主席講，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將來這個席位的代表不一定永遠由我來擔任，但是我們這把椅子應該永遠在這兒。所以他聽了也覺得很高興。的確，我們從商業的角度講，我們經過20年的努力，中國電影仍然沒有在世界上商業方面取得巔峰地位，還沒有。但是這20年的努力確實是有成果的，這20年的努力真的趕上20年以前的數十年的努力，中國電影在世界上是有他的地位的。提到中國電影的時候，大家是有敬意的。我是參與其中的一個，所以我深感榮幸，

　　《霸王別姬》給陳凱歌帶來了榮譽，觀眾也在期待著他的下一部電影，經過7年的準備，1999年，陳凱歌拍攝了一部當時國內最大投資規模的影片《荊軻刺秦》，這部大制作的電影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熱鬧的首映式。但是，影片結束之后，引來了媒體一片喝倒彩的聲音，很多人對這部制作精良，故事情節復雜的影片提出不留情面地批評。

　　記者： 但是你好象不愿意承認《荊柯刺秦王》是你的滑鐵盧。

　　陳：其實《荊柯刺秦王》不是我的滑鐵盧，所謂滑鐵盧的意思是什么？你求勝心切而犯了大錯，我認為我在《荊柯刺秦王》里我沒有犯錯，我沒有犯錯誤談何滑鐵盧呢？《荊柯刺秦王》可能是一個不合時宜的電影，它是在一個整個媒體還不夠發展的時期、宣傳還不夠有力、觀眾的理解力還不夠發展這么一個情況下拍出的電影，所以我要歡欣鼓舞地告訴你，《荊柯刺秦王》是一部我值得驕傲的電影，真的是這樣，我建議你再看一遍，你再看一遍會有非常不同的感受，你會理解陳凱歌為什么要拍這部電影。

　　記者：那是什么影響了觀眾對它的理解？什么影響了《荊柯刺秦王》的影響力呢？

　　陳：這個要問看過的，仇恨、痛恨這部電影的人，一定要問他們，看看他們今天有沒有一些進步。

　　記者：你自己沒有總結嗎？

　　陳：因為我是覺得不是總結，是回頭看我做了一些什么，最后的結論是我并沒做錯什么，我給你舉一個例子，賈平凹這個作家你聽說過嗎？他寫過一本小書里面說到，雜七雜八談人生，其中一點我覺得很有意思，他就說到世界杯足球賽，他說每屆世界杯必有圣人出，你的存在即是他人的威脅，你只要上場就受到圍堵，人家要踢你、咬你、撕你、打你，而你要沖出重圍殺條血路，圣人就是這樣出現的。

　　2004年，陳凱歌開始籌拍他的又一部大制作影片《無極》，這次拍攝一直在低調的狀態下進行，各個媒體都在關注著這部被陳凱歌自己稱為的“傾心之作”的《無極》。盡管人們有時還對他本人充滿懷疑，但是由于過去陳凱歌給中國電影帶來了榮譽和輝煌，人們對他的電影仍然充滿著期待。

　　記者：當我們決定策劃這個系列的時候，肯定要問到一個問題，中國電影的方向，大家一致認為陳凱歌有資格來做一個答案。

　　陳：這是難為我，嚴格地講，不能夠走美國人的路子，美國人實際上對于非商業類型的，或非主流類型的電影的空間的擠壓非常非常厲害，我們能不能心胸更開闊一點？容積率更大一點？臂膀展開地更寬廣一點？讓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都一網打盡。這才好我覺得。

　　記者：你對它的未來你樂觀嗎？

　　陳：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在強烈地受到技術制約的時代，我們的技術不斷地在變，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就很難講電影這種傳統的制作和放映方式還能持續多久？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因為電影實際上是一個Party，電影是一個人群聚合的一個機會。現在大家已經都非常自由，你離開我，我離開你，自由浮動，周圍的空間廣闊，我可能運動很久都碰不到一個人，我指的是心靈上的。電影能夠讓大家聚合在一起，坐在我們所說的黑暗中間看一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世界中發生的事，這個人氣的互相滲透是好的，但是我不敢保證它能夠持續多久。如果把這個因素刨除開，我認為中國電影有前途的，所以實際上電影最大敵人說到底還是它的徹底工業化的形象。你在這里面沒有享受，沒有發現了，還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自己覺得說到中國電影未來的發展，我自己覺得我們一定要保持我們自己對事物的理解的解釋權、判斷權。

　　陳：中國電影必須在自己的本土市場能夠站住腳，中國電影必須在票房上取得好成績。這聽起來似乎跟陳凱歌20年前初拍電影的時候初衷有很大的違背，其實不然。不是你不想，你想不想變的問題，是整個時事逼著你要變的，要推動你要變的。如果我們有能力把中國的電影觀眾帶回到電影院坐在銀幕面前觀看我們中國自己制作的大片，如果是這樣一個情況，進而帶動中國觀眾去看較小規模的多種類型的中國電影的話，那才是中國電影工作者，做電影人的能力所做在，才是你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