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新社中國經濟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新網10月11日電 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把研究和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作為主要議程。最新一期《中國經濟周刊》載文指出，中國正在著手編制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6-2010年)也許會是一個承前啟后的中長期規劃。從先前透露出的各種信息中可以感受到，在這個五年規劃中，中國政府將會做出一些重要的戰略調整。

　　“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內外環境將發生許多重要變化。從“十一五”規劃開始，中國將適當降低單純性的技術引進，更多的鼓勵自主創新，尤其是企業自主創新。“十一五”將是中國全面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第一個五年，也是中國從增長優先、效率優先轉向兼顧公平、協調發展的開端。這一五年的準確定位與規劃，將決定中國未來更長時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走向。

　　五年不再是個“坎兒”

　　“十一五”規劃的項目啟動比較早。在2003年10月30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之后，“十一五”規劃的研究就開始啟動。當時，中國國家發改委發布公告，面向海內外公開招標“十一五”規劃前期研究課題。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楊偉民說，這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首次將未來發展規劃以公開招標方式向社會咨詢、征求方案。

　　楊偉民說，從“十一五”開始，不再要求所有規劃都以5年為期編制。“十一五”規劃綱要的規劃期，以5年為主，同時展望到2020年。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的規劃期，可根據規劃對象的特點合理確定，不要求均以5年為規劃期。科技、教育、能源、交通、水資源、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城鎮化等，可以規劃到2020年，今后可以滾動修訂。有些領域的專項規劃，可以根據完成任務的需要確定規劃期，可以三年、四年等。

　　有專家指出，規劃期限的變化看似小事，其實是政府職能轉化的反映。中國一屆政府任期是五年，而五年規劃與政府任期重疊，五年規劃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強化了政府的短期行為。當五年規劃的期限變化以后，不排除未來出現這樣一種可能，“五年規劃”這種形式會逐漸淡化并消亡。而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家的各種“規劃”將更多的是指導性的，而且跨度不僅一屆政府，這可以避免短期行為。

　　轉變增長方式

　　在中國本屆政府任期內，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無疑是最具突破性的指導思想。在這一發展觀的指導下，中國將轉變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

　　楊偉民說，未來投資在經濟增長當中的作用將逐步弱化，發展循環經濟增長模式，另外過去依靠資金、自然資源的投入和簡單勞動的增長方式將向更多的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依靠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來轉變。

　　最近，中國家電業的龍頭企業——海信高調發布自己通過信息產業部鑒定、名為“信芯”的高清晰高畫質數字視頻媒體處理芯片，從而使中國國產彩電年產7328.8萬臺卻100%依賴進口芯片的尷尬歷史畫上了句號。

　　誠如國家廣播電視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安永成教授所言：“這枚‘中國芯’將徹底改變中國彩電整機企業長期扮演‘搬運工’角色、只能賺取產業鏈中微利及同質化競爭的現狀。”

　　海信“芯”項目總負責人戰嘉瑾表示：“通常美國主要芯片供應商對國內彩電企業的數字視頻處理芯片售價約為一個15美元，而‘信芯’的價格則相對很低。”而談及造成價格差距的原因，戰嘉瑾認為：“除了在人員與開發費用上，國外開發成本會是國內的十倍甚至幾十倍，往往要有幾千萬美元的投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國內此前沒有同類產品，因此在國外實際已實現規模化、成本十分低廉的芯片在賣到國內時，還是會大幅提高售價，以賺取高額暴利。這就好像國內沒有華為生產交換機前，進口交換機的價格十分昂貴，但有了華為之后，進口價格便一下跌了100多倍。”

　　自主創新正在成為中國產業發展新的動力目標。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強調比較優勢，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參與到全球產業鏈條中去，成為當時中國政府迅速擺脫落后局面，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最優選擇。但是隨著中國參與全球化產業配套鏈條的深入，中國技術的對外依存度卻越來越高。以致于有專家擔心，長期下去，中國將陷入發達國家的“技術黑洞”中。像彩電這樣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其他國家企業手中的現象不在少數。所以，從“十一五”規劃開始，中國將適當降低單純性的技術引進，而更多的鼓勵自主創新，尤其是企業自主創新。據有關專家透露，可能的策略是采用市場化的稅收政策等手段鼓勵企業走自主創新之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高級顧問楊學明告訴記者，在“十一五”期間，將有三分之一研發資金用于企業研發，在這一點上國家非常重視。

　　強調企業在中國走自主創新之路上的作用在今年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得到了體現。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國務委員陳至立指出，加強自主創新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迫切要求，而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是加強自主創新的突破口。

　　轉變消費模式

　　中國國家發改委經濟所的丁元竹認為，除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外，中國還應該改變現在的消費模式。

　　他認為，中國目前的消費模式是建立在追趕發達國家消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消費模式的理念之上的，是一種以消耗和浪費資源為特征的模式。現行消費模式從根本上體現了舊的發展觀，其狹隘、局限的弊端已日益顯現。科學發展觀絕不只是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體制要素的投入，而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建立與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相適應的社會發展模式，其中包括消費模式。

　　科學發展觀是一種完整、系統的發展觀，它強調速度和結構、質量和效益相統一；它強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它強調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簡言之，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中心的、以實現人的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目的的社會發展觀。在當前生態環境危機和能源短缺形勢下，人們所要做的并不僅僅是去修補漏洞，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將人類與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視野，確立一種新的生態環境觀念。用系統論的生態環境觀念取代只重經濟效益的觀念，實現立足點的轉換，即所追求的效益應以有利于人與自然這一共生系統的進化和這一更為廣闊的目標為其基本內涵。

　　實現消費模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建立以人為中心的，以實現人的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目的的社會模式，包括生活方式、福利模式、就業模式等。沒有消費模式的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轉變是不可能的。

　　農民問題是核心問題

　　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楊偉民最近表示，解決社會不公問題是編制“十一五規劃”的出發點，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著力點”。

　　近日，圍繞著是否應該將“低素質人群”限制在大城市之外在中國展開廣泛討論。起因是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將低素質人群擋在大城市之外作為解決大量人口涌入給城市帶來相關問題的城市管理方略。他們對低素質人群的定義以農民工為參照。

　　這一提議遭到了中國社會學和經濟學家的廣泛質疑。一位名為張異的專家用一個故事來說明這一提法的不合理性：一位農村的老伯，60幾歲了，親手建造了一棟兩層樓的磚房，卻只能住在原來的土屋，而原因，是兒媳婦覺得他一個土農民住在磚房里很不協調，堅決要他回土屋。老伯說：“遠望著孫子蹦蹦跳跳地長大，心卻很酸。"土屋與磚房只隔著一條小巷子，可在老伯的心里，很遠。我很理解他的心酸：這叫忘恩負義呀，限制“低素質人員”就是忘恩負義。

　　據楊偉民介紹，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切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是中國“十一五”規劃的重點。而農民和農民工正是這些重點中的核心人物。

　　去年，中國政府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三億多農民的問題解決不了，那么中國的和諧社會將只是一個未來圖景。

　　楊偉民說，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將有所轉變。中國的“三農”問題難就難在不斷增加的人口與越來越少的水土資源的尖銳矛盾。所以在通往人均三千美元通路上，中國用過去的思路解決“三農”將很難有突破。楊偉民表示，中國將采取三個途徑，第一要繼續加強對農業的支持，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第二，減少農民，使更多的農民從農業、農村中轉移出來。第三，更為重要的是逐步實行工業反哺農業、農村、農民。

　　對于中國究竟要走怎樣的一條城市化的道路，楊偉民認為，中國應該將推進城市群作為城市化的主流形態，因為它創造就業的能力強，經濟富有活力，而且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節省土地。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政府的主要責任，第一是要改革體制，創造一個公平的能夠使農村人口平穩有序自愿進入城市就業和定居的體制環境。第二是要做好規劃，特別是一個區域的規劃。

　　長三角為試點 京津冀是重點

　　在“十一五”規劃中，區域規劃是重點。

　　去年年中，又一條消息廣為流傳：2004年6月9日，中國國家發改委國民經濟規劃司召開了一個小范圍的內部會議，除發改委內部官員外，與會者都是國內區域經濟研究方面的著名專家學者。會上傳出重要信息：在新的“十一五”規劃中，發改委一反此前構想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四大經濟圈發展的區域規劃，而有意成立“環渤海經濟圈”和“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兩個區域經濟試點。

　　國家發改委的想法是，鑒于目前中國區域合作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國家對區域協作的調控尚無有效經驗，關于區域經濟怎么做并沒有一個成形的理論和方法，于是考慮先選擇長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經濟圈作為中國區域經濟規劃的試點，等有了成熟的經驗后再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專家分析，選擇京津冀則是因為這個區域的規劃已經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而且對于京津冀來說，區域協調嚴重影響其經濟發展的步伐，重整迫在眉睫。

　　據了解，在區域經濟規劃試點中，核心是“優化調整”，即通過限制和鼓勵的項目，對整個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進行調整，也許會將一些初級產業調整到中西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