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隨著發射塔架一二組工作平臺緩緩合攏，神舟六號正式進入發射階段。一早聚集觀看船箭轉運的人漸漸散去，喧鬧的發射場恢復了本來的寧靜。從發射塔架上放眼望去，只剩茫茫戈壁和倔強的野草。在崗位上等候了兩個多小時的鄧舞燕轉身走回操作平臺繼續工作。她的工作叫“箭體垂直度調整”，即發射前讓箭體盡可能保持垂直姿態。此次“神六”任務，她還負責火箭姿控總體，并同時擔任火箭十個分系統之一利用系統的指揮。

　　這是鄧第三次來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2002年參加神舟四號發射時，她還是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小丫頭，毫無顧慮地站在前輩身后。2003年“神五”發射前，她緊張地吐了，用圈里的話說，“懂得越多越擔心”。那是她第一次正式獨立擔當火箭利用系統指揮。兩年后的今天，她也會擔心，入睡前也會和同伴念叨不停，但很快就會冷靜下來去檢查自己負責的每一個部分。

　　在航天系統，像鄧這樣短短3年就成長為技術骨干的年輕人，并不少見。“我們這里的一線帶頭人全部都是1994年以后畢業的大學生。”10月11日傍晚，走入位于北京航天城的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指揮大廳，一股令人振奮的青春氣息撲面而來：現場為神舟六號發射做最后緊張準備的調度指揮人員，清一色是30歲出頭的年輕人；當記者為如此重要的位置上那一個個年輕的面孔而感嘆時，飛控中心宣傳科長楊冰充滿自豪地提高了聲調。

　　“神六”七大系統“兩總”比“神五”平均年輕5歲；11年時間，中國火箭設計師平均年齡下降了18歲。

　　為神舟一號到神舟五號立下汗馬功勞的火箭專家黃春平在退居幕后之前，就把運載火箭系統總指揮的接力棒，交到了比自己小24歲、同樣屬虎的年輕人劉宇手中。在神舟六號的媒體見面會上，43歲的劉宇高深地一笑，“雖然在座的是采訪航天的老記者，但我相信幾乎沒有人見過我。”

　　尚志、張柏楠、陳善廣……“神六”任務作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啟承轉合，見證了新老兩代航天人的交接。

　　神舟五號七大系統總指揮、總設計師平均年齡53.6歲，神舟六號則降為48.7歲。其中最年輕的是飛船系統總指揮尚志，年僅42歲，這位“神五”飛船的副總指揮和“神六”飛船的總指揮，被同事評價為“飛船每遇難題都缺不了的人”。張柏楠接替戚發韌出任飛船系統總設計師一職。火箭系統也完成了由黃春平到劉宇的換代。惟一一位留下的老功臣、總設計師劉竹生7日對媒體表示：“這次發射成功了我就該回家休息了”。另外，發射場系統新任總指揮張育林、總設計師晉榮都是少壯一派。

　　27歲的沈朝陽，走出校門4年就擔任了神舟六號飛船工程師的重任。類似的年輕技術人員走上骨干崗位挑起重任，在神舟六號飛船研制隊伍已不是新聞。據悉，飛船、火箭試驗隊伍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已占80%，副主任設計師以上人員平均年齡32歲左右。從發射場到著陸場，工程其他系統的關鍵技術崗位上也不乏20多歲的骨干。

　　67歲的黃春平在他的新書《載人航天工程運載火箭系統管理實踐》中統計，從1992年到2003年，火箭設計師平均年齡年輕了18歲。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是我國載人航天任務的指揮調度中心、飛行控制中心、數據處理中心和信息交換中心，是載人航天測控任務的“神經中樞”，也是航天員的“生命通道”。

　　從神舟一號飛上太空到神舟五號載人航天獲得成功，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以百分之百的測控成功率為我國載人航天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2004年，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被授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突出貢獻先進集體”；2005年1月13日，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署通令，為他們記一等功。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已經成為繼俄羅斯、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載人航天飛控中心。

　　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中樞，也由一群年輕人挑起了尖端技術的大梁。目前，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共擁有博士、碩士100多名，高級工程師近百名，先后在國家核心期刊和學術會議上發表學術論文340多篇，有149項科研成果獲得國家部委以上獎勵。其中，80%的科研成果都是由35歲以下的年輕科技人員取得的。

　　老專家推遲退休，手把手帶大學生，艱難闖過人才斷層

　　中國航天由年輕人挑大梁的局面其實是逼出來的。由于十年“文革”的影響，航天科技領域曾在上個世紀面臨人才斷層的嚴峻考驗。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六院副院長，載人航天工程運載火箭系統副總指揮肖厚德，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到六院報到的大學生，在接下來的14年里，六院一直沒有來過新的大學生，這一歷史直到1982年新一代大學生畢業才結束。

　　全國人大常委、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六院顧問(原黨委書記)戴證良，在退休前負責單位的人事工作。據他介紹，目前的航天領域，“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都走到了科研一線的關鍵崗位，掌握大量尖端核心技術，再往上就是六七十歲的人了，50多歲的科研人員很少，是一個年齡斷層。”

　　20世紀80年代以前，戴證良經常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勸說老一輩的科研人員推遲退休。“我們單位內部出臺了一個措施，叫做‘延聘’，即關鍵崗位的科研人員到了退休年齡，經過我們做工作，再工作幾年”。

　　戴證良說，“這幫本來就閑不住的人”在單位的勸說下都很樂意繼續工作，大部分人都堅持工作到65歲，甚至70歲以后才退休。“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舉動，卻在人才延續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老跟大家說，挺一挺，堅持堅持就過來了。”

　　直到1981年，終于有了新鮮血液補充進來。這一年，國防科技大學的40多名大學生畢業后被分配到研制火箭發動機的山溝里。年輕的大學生被安排和老同志們一起工作，手把手地教。

　　現任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六院11所大推力發動機研究室副主任張金容，17年前以優異成績從國防科技大學畢業，被分配到秦嶺腹地的液體火箭發動機研制基地。

　　到達研究室的第一天，張金容發現，除了1983年、1987年和1988年分配來的幾個年輕大學生以外，很難看到年輕人的影子，“大部分科研人員都已經50多歲了，人才斷層給老同志和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人都帶來壓力。”

　　老科研人員精力跟不上，年輕人經驗不足，為了幫助這些新來的大學生更快適應工作，研究室給每個新來的大學生分配一個老同志當導師，一幫一結成對子。張金容的導師叫張雅堂。“航天是個容易讓人產生激情的事業。”張金容說，他們這一代很多人在作出人生選擇時開始接觸市場經濟，不過對事業的追求讓他們放棄了其他的選擇機會。“工作和家庭負擔很重，經常加班，但畢竟完成了一次艱難的人才交替。”

　　同一崗位鏈條上十歲、二十歲的差距是很普遍的。“文革”前的大學生步入老年，加上上世紀80年代中期遇到的人才流失高峰，六院當時每年新生流失率約在百分之三四十，開始大膽提拔年輕干部、培養年輕技術骨干。最突出的一個舉動，就是破格提拔了一批“小高工”。正常評高工要經歷9年，一些技術表現突出的年輕人，在工作5年甚至3年時就位列“高工”，和幾十年工齡的老師在一起，被戲成為“小高工”。

　　現任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師段增斌就是當年六院破格提拔的第一個“小高工”。段增斌1986年畢業于國防科大，專業是液體火箭發動機，同班共25人。當時班里流傳一個說法，上大學的路是走對了，但門進錯了。所以畢業分配時，一半人放棄了這個專業，去廣州、深圳那些大城市，不再從事與航天有關的職業。十幾年下來，留守在這一行業的同學更是寥寥無幾。段當年同宿舍7個小伙子，一個去了上海經商，一個到了日本沒有消息，一個留校當了老師，一個去了海軍，惟一與航天相關的、分到火箭發射基地的兩個室友也早早離開了崗位，如今只剩下他獨自堅守。如果說，80年代末，海南淘金的經濟浪潮曾讓段有一點點猶豫，今天位列載人航天工程為數不多的副總設計師之列，42歲的段是徹底為航天事業“收服”了。就在“神六”發射前一天中午，段一個20多年未聯系的同學找到他，當聽著同學懊惱自己現在除了錢什么都沒有，而“你就可以了，在載人航天這行做”，段說自己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暗喜。

　　張金容工作17年，15次到火箭發射現場工作。張金容把好的工作習慣和工作精神歸功于老一輩科研工作者，“他們身上的優秀品質在年輕人身上延續，這是最寶貴的財富”。

　　也正由于此，20世紀90年代初的下海潮和以后的出國留學潮，都未能動搖張金容留在航天系統的決心。有一次，一位出國留學的同學給張金容寫信，描述國外的美好生活，并勸說她到國外發展。張金容說：“他們好是他們的，我們應該學會的是如何努力趕上。”

　　如今，38歲的張金容已成為我國火箭發動機領域年輕的女專家，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六院大推力發動機研究室副主任。38歲能夠走上這樣關鍵的崗位，張金容感到很自豪。

　　張金容所在的研究室有45名科研人員，年齡幾乎都在40歲以下，最大的54歲，最小的是今年剛剛分來的22歲的大學生。“這種情況是我17年前大學畢業時沒有預料到的。”

　　在業務爭論中，年輕人憑借自己的實力和奮斗，贏得信任

　　盡管一大批年輕優秀的科技人員在工程實踐中得到了培養和鍛煉，但他們能不能擔起重擔？一個大大的問號擺在了很多人面前。

　　1992年3月的一天，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傳來了激烈的爭吵聲。剛剛30歲出頭的張慶偉被視為一個毛頭小伙子遭到駁斥。

　　這一天，時任長征二號F火箭副總設計師的張慶偉代表火箭總體部門到戈壁灘與發射場進行技術協商。原國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載人航天工程論證組組長王永志等人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從運載車、發射場工位的定位、塔架的建設方案，到如何防護和逃生，發射場的工作程序怎樣定，議題一直進展得比較順利。但當討論到載人發射塔架是否封閉時，空氣中開始有了火藥味兒。

　　發射場方面的觀點是：加強技術區，簡化發射區。對此，領導表示認同。而張慶偉提出，按火箭對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的要求，塔架必須是封閉的，而且要精雕細刻建成封閉塔。“我們在發射場呆的時間比你小子的年齡都大，哪有你指手畫腳的道理？”自詡真理在握的發射場專家們沒把眼前這位固執的小伙子放在眼里，“噌”地一下站起來，拍響了桌子。

　　沒想到對面這位屬牛的小伙子絲毫不服軟，也拍案而起，而且講得頭頭是道。

　　技術方案之爭，妥協就是對心中真理的背叛。經過多方論證，張慶偉提出的方案最終被采納了。

　　就在神舟四號飛船發射前夕，酒泉基地遭遇了30年來罕見的嚴寒。如果沒有一個封閉的發射塔架，就難以采取有效保溫措施，早已摩拳擦掌的火箭和飛船都只好打道回府。

　　發射場的老總心服口服了：這個張慶偉，果然厲害！當年臉紅脖子粗地與我對拍桌子，憑的并不完全是一股青春的沖動。

　　的確，年輕并不意味著全是青春的沖動。航天領域的許多年輕人都在工作中憑借自己的實力和奮斗，贏得了大家的信任。

　　1961年11月出生的張慶偉，從1988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起，10多年間中國航天的重大事件，他幾乎都參與其中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988年，剛剛畢業的張慶偉憑借在計算機輔助設計方面的過硬功夫，解決了用長征三號火箭發射美國休斯公司亞洲一號衛星時星箭分離方面的重要瓶頸。1990年4月，亞洲一號發射成功，張慶偉被破格晉升為高級工程師。3個月后，中國第一枚大推力捆綁式運載火箭發射成功，張慶偉因為成功解決了整流罩分離難題，再次成為航天系統的明星人物。1991年，張慶偉作為主要起草人之一，執筆起草了關于我國進行載人飛船試驗的論證報告，并任發射飛船的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

　　1996年，中國發射衛星連續數次失敗，元氣大傷。關鍵時刻，張慶偉臨危受命，擔任長征火箭發射衛星的責任人和發射隊隊長，為長征系列火箭在國際商業發射市場上打了個翻身仗。

　　1999年11月29日，在第十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頒獎典禮上，高票當選的張慶偉回贈給大會一面隨神舟一號試驗飛船繞地球14圈、行程60萬公里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旗。就在9天前，年僅38歲的張慶偉擔任神舟一號試驗副總指揮，臨場鎮靜決策，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今，作為最年輕的十六屆中共中央委員和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慶偉已經成功參與指揮了從神舟一號飛上太空到神舟五號載人航天獲得成功。記者采訪他時，他正忙碌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為神舟六號發射做最后的緊張準備。

　　年輕人擔綱，突破核心航天技術，讓中國火箭有了“中國心”

　　除了張慶偉，載人航天工程中的袁家軍、雷凡培，也先后被評為第十一屆、第十三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三位領軍人物，三個“十大杰出青年”。這正是成千上萬為神舟系列飛船成功發射而奮斗的青年科技精英的縮影。

　　袁家軍，1984年畢業于北京航空學院飛機設計與應用力學系，1987年畢業于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獲空間飛行器設計專業碩士學位。從那一刻起，他開始為實現自己的航天夢奮力拼搏。對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對技術的準確理解與把握，使袁家軍很快從年輕的航天人中脫穎而出。

　　1995年，袁家軍擔任神舟一號試驗飛船系統第一副總指揮后，組織制訂出一套適合飛船研制特點的并行工程管理辦法。1999年底，他圓滿完成了神舟一號試驗飛船發射任務。2000年4月，袁再任神舟飛船系統總指揮，成功指揮了神舟二號、神舟三號飛船的發射。

　　三艘飛船的漂亮飛天，使袁家軍成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少帥軍團中的領軍人物。

　　1999年11月24日，江澤民主席到航天城觀看返回艙時，聽罷袁家軍條理清晰、簡明扼要的匯報，十分高興：“這位年輕人才37歲，說明航天事業后繼有人。”朱基總理視察航天城時，袁家軍擔綱全過程講解。合影時，總理特意點名：“剛才介紹情況的那位37歲的副院長在哪里？”

　　我國航天事業的飛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突破了一系列核心航天技術，擁有火箭發動機等關鍵航天產品的自主知識產權。這其中，飽含著雷凡培和他的同事們付出的艱辛努力。

　　1987年，24歲的雷凡培從西北工業大學碩士畢業，當時他完全可以留在繁華都市，走一條舒適的人生道路。但他卻一頭扎進秦嶺深處的三線航天基地，把未來奉獻給了我國的液體火箭發動機事業。

　　發動機是火箭的心臟。不斷改進液體火箭發動機技術，給中國火箭打造一顆實實在在的“中國心”。這是雷凡培和同事們多年的心愿，他們為此不懈奮斗。

　　雷凡培投身航天事業之后不久，我國長征火箭就走向了世界商業衛星發射市場。從1990年4月發射亞洲一號衛星起，到2002年5月發射風云衛星和海洋衛星，長征火箭每次發射，都采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六研究院研制的液體火箭發動機，作為一、二級火箭的動力系統。

　　1992年，中央決定實施載人航天工程，用于發射神舟飛船的長征2F火箭，其一級火箭芯級、助推級和二級火箭的發動機全部由雷凡培所在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六研究院研制。他們對火箭發動機進行了適應性改進，進行了20余次地面可靠性熱試車，為長征2F火箭發射神舟飛船奠定了堅實的動力基礎。

　　多年來，雷凡培和他的同事們研制生產的火箭發動機在歷次航天發射中一直保持著100%的成功率，并成功地突破了某新型尖端火箭發動機的關鍵技術，這標志著我國已掌握運載火箭核心動力技術，讓中國火箭有了一顆實實在在的“中國心”。“我國的載人航天活動從時間上落后了美俄幾十年，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用幾十年的時間才趕得上。”黃春平說，“中國的載人航天工程在總體設計上是跨越式的，我們的人才培養和成長同樣是跨越式的。”

　　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在此間向記者表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一個重大成就在于，用十幾年時間培養了一支新的航天人才隊伍。他評價說：“這支隊伍很年輕，但他們這十幾年里一直在一線工作，積累了經驗，增長了知識，而且是在載人航天工程這個高度嚴格的環境和偉大的精神氛圍培育中成長起來的，所以現在都能夠挑大梁了。把擔子交給他們，我們這一代人很放心。”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楊得志、鄭萍萍、李健、左賽春、崔偉光、白瑞雪、孫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