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整個生命就是一個游戲、一部電影。我要學懂的是,知道生命過程就是演戲，這樣我就沒有痛苦。”

　　——李連杰

　　本刊記者/唐磊 陳曉

　　李連杰又回來了。他主演的新片《霍元甲》已殺青，這是繼2001年的《英雄》之后， 闖蕩好萊塢8年之久的李連杰第二次回國拍片。在好萊塢“沉寂”許久之后，李連杰的“霍元甲”被熟悉他的國內觀眾寄予厚望。

　　10月13日，李連杰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李連杰穿一套黑色麻質休閑裝，脖子上掛一串烏黑的佛珠。因為拍完《霍元甲》不久，剃了光頭的腦袋上剛長出凌亂的短發，和以往的形象有些不同。李連杰回答記者的問題時一般都能直對主題，但總落在自己修行了近8年的佛學感受上。

　　“在好萊塢，我們還只是一道配菜”

　　1998年，李連杰將事業重心轉向好萊塢，進軍國際影壇。8年間只交出了6張成績單。與另兩位前往好萊塢發展的周潤發與成龍不同，李連杰戲路較窄，又沒有一個足夠熟悉他的團隊為他量身定做劇本，在好萊塢雖然依舊保持利落的身手，可8年間,角色和票房都乏善可陳。

　　中國新聞周刊：在好萊塢，你演的多是打手或反面角色。你喜歡這些角色嗎？

　　李連杰：不是你喜歡不喜歡，是你沒有辦法去主導整個世界的(電影)市場，因為你很弱小。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你做出妥協？

　　李連杰：對。剛開始，我(對他們)說，你給我個機會，讓別人了解我。

　　我面對的情況是，我演一個反派，他們就接著給我一個正派(角色)。我要去面對這個挑戰，去打開一道門，進去，讓別人了解我。通過美國電影，我才會有一個平臺去講我要講的東西。用他們一句很熟的話就是：你沒有那個資格，就只能做一個漢堡，做大家都能吃的東西。

　　其實,我們中國人在好萊塢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很多不同的導演演員進到了美國主流的電影圈，但是我們還只是一道配菜，沒有辦法作為主人在這個圈里掌握自己的命運。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看來這種妥協值得嗎？

　　李連杰：值得，非常值得。如果不去經過這些年的磨練，不會了解電影在一個工業電影的王國里是怎么樣運作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有錢去拍3000萬美元的電影(指《英雄》)。以前香港電影最大的市場是香港本土、臺灣、東南亞和韓國，這個市場能夠維持我們拍電影。但現在這個平臺基本上垮掉了。而這幾年得來的新經驗和新市場，可以允許我們融到那么多資金去拍《英雄》這樣(高成本)的電影。也就是說，用(在好萊塢的)經驗，我們能拿到全世界的錢，做一些中國人想做的作品。

　　中國新聞周刊：你去好萊塢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什么了？

　　李連杰：不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當初)只是想要把市場打開得更大一點，讓我的觀眾更多一點，讓中國的動作電影或李連杰的動作電影不僅僅是在每個國家唐人街租錄影帶的地方才能看到，而是在巴黎所有的電影院都能看到。這也是每個演員的愿望。

　　通過幾部電影，我做到了。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了美國電影人、投資人在想什么。我不能永遠站在自我的角度，想要什么，想達到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原來這個游戲并不是這樣玩的，要慢慢地學會游戲的規則，這是全世界的電影游戲。

　　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就是你在好萊塢8年的收獲？

　　李連杰：(好萊塢的經歷)使我了解了人類的不同思維(方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市場是大家共同的，你要有一個很大的胸懷才能容忍下整個大家庭。我的目標不是拍專門給中國人看的電影，而是希望給全世界看。和以前相比，這個目標達到很多了。

　　我修行這七八年，最主要想了解的是整體的思維方法是什么樣的，我能做些什么，我不去比較任何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中國新聞周刊：怎么評價自己在好萊塢的經歷？

　　李連杰：沒有評價，一有評價就有痛苦。這只是一個人生的過程，因為整個生命就是一個游戲、一部電影，你在不同的階段去演繹不同的角色，不管你是被動還是主動的，都是角色的轉變。

　　作為我來講，要學懂的是知道生命過程就是演戲，這樣我就沒有痛苦。

　　“我不希望給自己設定坐標”

　　小學時因參加學校習武班被武術隊教練相中，李連杰開始專業習武；連續五年奪得全國全能武術金牌，至今沒有人打破這一紀錄。1982年，張鑫炎執導的《少林寺》相中17歲的李連杰，影片上映后，李連杰一炮走紅。

　　1991年，李連杰主演了徐克執導的《黃飛鴻》，很多人認為這是為李連杰量身打造的角色 正氣浩然、武打飄逸。那個開打前雙手展開的架勢，被無數人模仿，仿佛成了中國功夫中重要的架勢。

　　憑借這個角色，李連杰打開了一條通往巨星的道路。之后，他又出演徐克影片中的方世玉、令狐沖等角色。李連杰的演藝生涯和徐克的新武俠電影同步進入了顛峰時期，并成功帶動了港臺兩地武俠電影的潮流。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相貌、動作和性格被中國觀眾認為最符合傳統的武俠義士形象，你也因此在國內影壇留下了許多經典，為什么在最巔峰的時候選擇離開香港？

　　李連杰：啊……這是一個(想了一會兒)很簡單的問題，(馬上糾正)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的文化有很多的精華，并沒有太多人知道。我們當然希望這個精華給亞洲人、歐洲人，給全世界的人知道，那么就要走出去。

　　對于我來講，面對的是已經在亞洲的成功，重復自己是毫無意義的。就像我拿了5年(武術)冠軍，再拿第6年第7年時，總有結束，被人干掉的時候。人最大的敵人是自我，要挑戰自我。我從一個很熟悉、自己已經控制了一切的環境，走到一個新的環境去挑戰自己，這是人生的一個過程。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自己演藝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是在香港嗎？

　　李連杰：我不看，我不理(這些過程)。我們可以說人生是一個圓形的，也可以說是一個波浪型，高高低低，都很正常。你要去比較，什么是輝煌什么是不輝煌，必須有一個坐標，但我沒有這個坐標。我不希望有，因為如果心里有一個坐標的話，就是痛苦的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但是觀眾都會給一個坐標。

　　李連杰：觀眾有坐標沒問題。全世界的觀眾，不同的文化、宗教、年齡都會對同一件事情給出不同答案。有人最喜歡方世玉，有人最喜歡黃飛鴻，我不可能滿足所有個體，我只能做到我問心無愧。

　　中國新聞周刊：許多人認為你的輝煌和徐克分不開，你怎么看待和他的合作？

　　李連杰：從起步來講，《少林寺》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不能不提，因為我從武術行業跨進了娛樂行業，這是一個坐標。

　　徐克是一個天才，他從西方讀書回來，把中西方文化混在一起的思維方法，帶領了幾段的電影潮流。這幾次合作，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拍出了很多不錯的作品。

　　中國新聞周刊：徐克是最了解或是最適合你的導演嗎？

　　李連杰：……這個要看觀眾的定義。我們合作了六七部電影，但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了解我在想什么。在電影上我們可以擦出無限的火花，但在內心里，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想彼此都不了解。

　　中國新聞周刊：很多人看到你回國拍《霍元甲》，認為是李連杰要把重心移到國內的信號。

　　李連杰：我沒有說專門回來要拍什么，我已經籌備了二三十個題材，有很多都在醞釀。拍《霍元甲》，是我在一個報道中看到了在2003年中國有28萬人自殺的消息，很震撼，讓我決定拍霍元甲。

　　我想把一個做人的理念放到這部電影里：人雖然無法選擇生命的開始，但是做人一定要堅強，要有勇氣走到底。別人給我戴了一些帽子，正面地說，我來拍熟悉的電影，負面地說，我在好萊塢混不下去了。隨便人家怎么說，我都開心地接受。

　　“根本沒有所謂的大師大家英雄”

　　在所有的電影形象中，李連杰都是“一介武夫”。采訪結束時，有媒體請他為雜志留言，他說，我只讀過一年級的書，字太難看。

　　中國新聞周刊：有媒體報道，《霍元甲》是你最后一部功夫電影？

　　李連杰：可能傳媒不了解，動作、功夫、武術，這三個是不同的定義。比如，《太極張三豐》是武術的電影——一個人通過武術悟到另一個境界的電影。動作電影，是用動作的形式，任何一個商業電影里都能包裝出來。而像《霍元甲》，我想講的就是我個人40多年來人生的經歷，和通過武術對待人生的一種自我的觀點。

　　我喜歡《英雄》，是因為它看問題的角度，個人的武力在整個城市民族國家里到底是不是……(起決定作用的)

　　我說的是，不再拍武術的電影，因為我已經把我在42歲這個年齡要通過武術講的內容都講完了，武術已經無話可講了，我沒有辦法再有一個高度講武術。但是動作電影、功夫電影我還會拍。

　　中國新聞周刊：有很多練武的人為你惋惜，說如果不進娛樂圈，你很可能真的成為一代武術宗師。你同意嗎？

　　李連杰：在我看來根本沒有什么所謂的大師、大家、英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有多少皇帝、科學家、武林高手、哲學家？在歷史上你算哪根蔥。

　　要是把自己膨脹在這個里頭，就是一個最大的傻瓜。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經歷中最痛苦的階段是什么時候？

　　李連杰：我從來不用“最”。我認為生命是圓的，不是直線的。

　　你在那一刻很痛苦，過了不久就會忘掉，第二個痛苦來的時候，又會覺得比第一個大。每一個物質、生命都在運動中，所以年輕時的夢想和痛苦和30歲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最大的打擊我也可以跟你講。那時剛拍完《少林寺》，全世界都認為李連杰是一個功夫天才的時候，我的腿(摔)斷了。住在醫院里三個月，醫生告訴我最好的結果是可以走路，給一個三級殘廢證，將來可以在社會上領到因公受傷的補助。(笑)

　　中國新聞周刊：你這種淡定的態度是后來從學佛中領會到的？

　　李連杰：對。其實我們中華文化里有很多東西，我們只了解了字面，沒有了解到它真正的含義。佛教、道教、武術本身都有很深啟發，我積累了很多儒家道家的思想，在最近的七年里，佛教的思想是給了我一個突破性的思維方法。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自己的未來有規劃嗎？

　　李連杰：沒有。但有一個大的方向。我只能說，我用一半的時間拍電影，一半的時間做慈善事業，兩邊都是我的修行，是尋找內心平衡的過程。(這些)都是幫別人做，我自己已經無事可做了，因為我已經很知足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