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傅光明，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研究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是在巴金倡導爭取下成立的，巴金曾為此捐款15萬，并一直支持文學館的發(fā)展。

　　中國新聞周刊：巴金在“五四”時代是怎樣的一個角色？

　　傅光明：他首先是一個作家，他用新文學的形式，通過描寫自己體驗的大家庭，以這樣的視角來很好地呈現(xiàn)了時代；其次他是個出版家，他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時，出版了那么多好的叢書，長篇小說，包括他在出版上的一些作法一些嘗試，預付稿費，嚴格遵循版權(quán)制度，版稅制度，從來不克扣。他作為一個人的本分善良，體現(xiàn)在他作為出版家的方方面面。

　　他還是當時各種隱形沙龍的核心，靠他的親和力，自然而然組織很多文化人，他扶植了許多文學新人。當年他看到曹禺的稿子，含著眼淚一口氣讀完，破例全部一次發(fā)完。但他從不愿說是自己發(fā)現(xiàn)了曹禺，而曹禺卻一直到晚年還在說，“沒有巴金就沒有他”。

　　我們認識巴金不能只簡單地只看到他作為作家的一面，可以說，作為其他角色，巴金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巴金，您怎樣評價？

　　傅光明：從1949年以前寫《家·春·秋》的巴金，到文革以后寫《隨想錄》〉的巴金，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發(fā)展到每一段落，他幾乎都有與之相適應的作品。可以說，巴金是與時代同步的作家。我們看待巴金的作品需要客觀地還原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上去。

　　比如在上世紀50年代，巴金寫的慰問志愿軍的作品，用現(xiàn)在的標準看來太過直露，甚至有頌揚意識形態(tài)、歌功頌德的嫌疑。但是看一個東西要歷史地看。當時中國處在那樣一種情況下，志愿軍保家衛(wèi)國，而巴金作為一個作家，他認為作家的職責就是該在最危險的時候出現(xiàn)在前線。

　　到了1957年反右，他的許多朋友被打成右派，他沒有說很慶幸自己幸免于難，而是真誠地覺得，他的朋友們真的思想有問題。在當時，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他可能會對他們說，你好好改造思想，但他作為一個善良的老實人，從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他可能軟弱，但他不狠毒，不奸詐。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也有人以死來抗爭的

　　傅光明：可以這么說，文革時的老舍和巴金正好呈現(xiàn)出知識分子對待精神壓迫不多的可選擇的方式中的兩種。一個就是老舍選擇的死，以死來表現(xiàn)他們最后的抗爭，一個就是巴金，正因為他的“軟弱”，他選擇茍活下來。

　　這真是軟弱嗎？我講一個細節(jié)，巴金被批斗的時候，在牛棚里不停默默地背誦著《神曲》，這不是反抗這是什么？只是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反抗的方法不同而已。死就一定代表抗爭，代表不軟弱，而生就是軟弱嗎？確實老舍、傅雷的死是對待精神壓迫一種直接的震撼的反抗姿勢，但是，要是沒有巴金“茍活”，他能在后來寫《隨想錄》，更全面地反思那段歷史嗎？生存本身就是抗爭。“軟弱”有時是一種策略。

　　中國新聞周刊：有一些人認為巴金在《隨想錄》里也是不夠有勇氣的。

　　傅光明：應該說每個人有不同的批判方式，我們可能在某些時候需要激烈的、革命家似的轟炸，在某些時候則需要策略一點的方式。上世紀80年代初巴金寫《隨想錄》的時候，國內(nèi)都不給他登，只有香港的《文匯報》給他登，如果巴金一開始就采取激烈的抨擊，(當然以巴金的性格他也不會這么做)，但如果他這么做的話，當時的環(huán)境說不定連《文匯報》都不會給他登，連一個發(fā)表的空間都沒有。

　　應該看到，中國的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已經(jīng)是非常寬松了，你把自己放到那樣的環(huán)境里，即便你只是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你敢像巴金這樣公開主動的懺悔嗎？巴金先生這么做，正在于他有勇氣，他的初衷正在于“我先讓自己下地獄，我先反思我自己，在我曾經(jīng)歷的地獄當中，我該在第幾層”。

　　我們不能只是因為他沒批判外部體制，就說他軟弱，事實上把罪過全部歸在外部因素不敢反思自己的人才是最軟弱的。而我們應當看到歷史的細節(jié)就是許多人細節(jié)組成的，從這個角度看，巴金已經(jīng)作了很好的歷史記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蔡崇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