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讀經運動”、“甲申文化宣言”等一系列與傳統文化有關的事件一樣，人大國學院的創辦也在第一時間引發爭議，熱鬧程度絲毫不亞于前兩者。

　　從春天到秋天，京城各家報紙的文化版、時評版，持續不斷地關注著這樣一個話題——“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

　　5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正式宣布在人民大學組建國學院，同時宣布已“聘請國學大師、著名紅學家馮其庸為國學院院長”。在此前后，紀寶成接受多家媒體采訪，并先后發表署名文章，闡釋人大國學院創辦的動機與辦學方針。

　　與2004年的“讀經運動”、“甲申文化宣言”等一系列與傳統文化有關的事件一樣，這個新中國成立后的大陸首家國學院也在第一時間引發了爭議，熱鬧程度絲毫不亞于前兩者。這樣的首創又由前身為1937年誕生于抗日戰爭烽火中的陜北公學，一向有“第二黨校”之稱的中國人民大學提出，更是吸引了眾多的關注。

　　這場爭論的關鍵人物是74歲的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

　　6月1日，《新京報》發表了記者對紀寶成的訪談《重倡國學，是為延續中國文脈》。6月9日該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袁偉時的評論文章《評紀寶成校長的“重振國學”論》。文章分別從“史實錯誤之一：新文化運動摧毀了‘國學’”；“史實錯誤之二：所謂二三十年代‘國學熱’”；“史實錯誤之三：‘國學’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我們已經做了什么？還該做什么？”四個角度批評了紀寶成的觀點。

　　紀寶成認為，“國學在近百年實際上是個衰微的過程”，原因在于“歷史虛無主義和‘左’的思潮泛濫。中國受列強侵略，很多知識分子把中國的落后挨打歸咎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他們對傳統文化失去了自信，這種態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

　　袁偉時對此持異議：“中國文化的厄運源于國民黨在上一世紀20年代開始推行的‘黨化教育’、‘黨化學術’，以及后來在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極的‘興無滅資’、‘全面專政’；歸罪于新文化運動完全與歷史事實不符。”

　　對于“國學”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袁偉時則寫道，“竊以為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龐雜，精華與糟粕并存，必須在學術自由的原則下，嚴格在學術層面進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談得上應該對不同部分分別采取什么態度。”

　　袁偉時認為，“其實，在現代化的國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選取學科生長點、用什么方法進行研究，都是學者應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員應有的能力。行政干預，有害無益。歷史已經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教訓。大權在握的學術官員應該以史為鑒。”

　　事實上，在袁文發表之前，已有許多人針對國學院成立一事進行評論。大多數評論者之間的分歧，正如同袁偉時論及他與紀寶成之間的分歧時所言，“不在要不要研究、保護中國傳統文化遺產，而是以怎樣的態度去看待和研究這些遺產。”

　　這些評論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的態度最為耐人尋味。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陳明十多年來堅持以同人刊物《原道》為陣地弘揚儒學。對于人大國學院的成立，他的態度是：“剛升起的期待又被疑慮替代。”他認同紀寶成對國學的理解，認為“狹義的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它是國學的核心內涵，是國學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今天所要認識并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之所在。”但對于院長人選，他又表示了異議：“叫人一頭霧水的是，這樣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一種興廢繼絕、踵事前賢的文化訴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歲的紅學家去引領實現呢？”

　　就在中國人民大學宣布成立國學院不久，6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陳明擔任秘書長，香港孔教學院湯恩佳院長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孔教與民族偉大復興”的專題演講。

　　由儒學而儒教，這一事件同樣引發了批評。上海學者徐來將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儒教研究中心的成立看成是“雙塔奇兵”：“紀寶成們與陳明們似乎正在做著儒教再次成為‘國教’的春秋大夢：在自己的鼓吹和推動下，儒教終于可以‘起八代之衰’，真正成為經世濟民的國家倫理。儒教中興，因此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我還是很難想象，一個與當代中國社會完全脫節的儒教，會成為被頂禮膜拜的社會生活規范，還是讓國學回到書齋去吧，那才是儒教烏托邦的真正所在。”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