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南方日報》報道，目前，隨著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和社會階層的日益細化，超生現象也有了新的變化———一些城市富人名人將超生準生證視為是可以買賣的“商品”，他們不在乎交納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大膽甚至公開超生，成為“超生新貴”。

　　筆者認為，產生“超生新貴”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些城市新興社區，左鄰右舍互不相識，居委會工作人員也不熟悉每家每戶的情況，一些不受“單位”控制的私企老板、自由從業者輕而易舉地找到了超生“庇護所”。

　　“超生新貴”讓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遭遇了新難題，也隨之帶來了許多問題：一來，“新貴”的大肆超生，是對我國人口“上限”的挑戰，并對人口控制產生了一定影響；其次，是對國家法律政策的公然挑戰，破壞了政策法規的公正、平等；再者，富人有錢就生，將引起整個社會已經進步的生育觀念倒退，為計生工作帶來更多波折。

　　“超生新貴”現象必須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由于現有的經濟杠桿手段難以制約富人們的超生行為，因此，只有通過針對性地改革現有法規，并增加相應的限制手段，才有可能使“超生新貴”現象得到控制，如加大城市社區管理，不讓任何地方成為計生管理的“死角”；增加社會撫養費的數額，讓富人超生不起，等等。

　　計劃生育是一項基本國策，不管富人、準富人，還是窮人、準窮人，都必須遵守！富人雖然有的是錢，但富人沒有超生的特權。

　　(來源：齊魯晚報，作者：惠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