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9日電 已持續兩年外匯儲備增加額超千億美元的勢頭，進入2005年之后繼續上演。截至9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7690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590億美元。人們普遍估計，按照如此增速，超越日本而位居世界外匯儲備第一僅是時間問題，估計年內就可實現。

　　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載文指出，連續三年超千億美元增長的外匯儲備，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而言，究竟是利益的流入，還是暗藏風險？其中的原因何在，又傳遞出怎樣的信號呢？

　　貿易順差拉動外匯儲備增長

　　文章稱，觀察中國歷年的外匯儲備余額，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昂首向上的曲線。“1994年～1997年、2001年～2004年這兩個階段，外匯儲備都上了兩個特別大的臺階”，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表示，1996年，外匯儲備余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在這一階段，中國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儲備國。在2001年～2004年間，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4443億美元，平均每年增加1100億美元，其中2004年更是增長了2067億美元。

　　在談到今年外匯儲備高增的原因時，商務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著重提到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快速增長”。從今年的情況來看，極有可能創造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巨額貿易順差，僅前8個月貿易順差就高達608億美元，而去年全年的順差僅321億美元。

　　此外，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系主任賀力平認為，外匯儲備的增長還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這是因為今年7月份匯改之前，人民幣與美元掛鉤，而美元的持續貶值也帶來了人民幣的相對貶值，這就加劇了外匯儲備的增加。“不過，按照經濟周期的規律，雖不排除其繼續增長，但今后一段時間增速也會放慢”，在他看來，隨著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后，與外匯儲備的聯系將是多樣性的。

　　多角度看待外匯儲備

　　“從傳統的角度來看，外匯儲備可以起到調解短期國際收支不平衡，并可防止金融市場波動”，在賀力平看來，盡管充足的外匯儲備對于增強國家清償能力、提高國內人民幣信心、應付可能的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外匯儲備只是有利于經濟穩定的一個因素，真正決定經濟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在與經濟體制的活力、企業、金融機構的活力。當這些活力還比較弱的時候，充足的外匯儲備有一定的防范作用，但這種作用也是有限的；而隨著企業、金融機構的活力、抗風險能力的增強，外匯儲備的防范作用就減弱了。“從長遠看，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應以多種角度理性的看待外匯儲備的增長。”

　　從好的方面說，梅新育認為，龐大的外匯儲備，表明中國已經擺脫了外匯缺口的制約，而這是約束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桎梏；同時表明中國經濟抵御外來沖擊(如投機性貨幣攻擊)的能力很強。

　　但從壞的方面來看，“如此巨大的外匯儲備，表明中國犧牲了自己國民消費和投資的機會向外國(主要是美國)提供低息融資，充當別人的現金流，須知我們自己的投資資本收益率高于美國。”梅新育稱，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1994年～2003年間，全體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3.3%，而西方七國集團投資資本回報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國也不過9.9%。

　　文章指出，持續較快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如同一把“雙刃劍”，日益龐大的規模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制約貨幣政策操作、加劇經濟結構失衡、激化國際貿易摩擦等，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小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王召博士表示，新增的外匯儲備不能以外匯的形式存在，否則在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大于需求，這就會對人民幣升值產生巨大的壓力。這就需要兌換成人民幣，央行購進外匯儲備，投放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效應，就會形成巨大的貨幣供給量，這又會成為通貨膨脹的壓力。要想既不對人民幣升值產生壓力，又不對國內的價格水平產生壓力，央行就必須通過發行中央票據采取對沖。這對于央行的貨幣政策、對于宏觀經濟都是很大的壓力。

　　另外，聞風而來的“熱錢”也平添風險。在這幾年新增的外匯儲備中，高估者認為其中有近50%是熱錢，保守者也認為其比例達30%～40%。賀力平認為，30%是低限。“大規模的熱錢的流動是引起市場波動的原因”，他分析說，2003年以來熱錢的流入就比較明顯了，而熱錢的流入并不可怕，會帶來風險的是熱錢的快速撤走。

　　如何化解目前龐大的外匯儲備可能帶來的風險？王召認為，一方面要遏制外匯資金的過快流入，另一方面也要使外匯資金平穩流出。在減緩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方面，他建議，可采取繼續下調出口退稅稅率、考慮對短期資本內流征稅、考慮擴大外資機構人民幣債券發行范圍、內外資企業稅并軌等方法。

　　談及此，梅新育指出，一條途徑是降低過高的資本項目、經常項目雙順差；另一條途徑是通過把強制結匯制改成意愿結匯制等制度調整來避免所有外匯收入都轉化為官方儲備。削減外匯儲備存量也非常必要，研究者們認為，這可通過擴大資本設備和戰略資源進口(建立重要資源戰略儲備)、便利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

　　“形勢變了，思路也要及時轉變。”梅新育說，一方面，我們已經擺脫了外匯缺口的約束；另一方面，外匯儲備過高的成本乃至風險隨著其規模增長而日益顯著。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外匯儲備的思路也應向“追求適度規模、風險收益平衡”轉變。

　　從“雙順差”到“收支平衡”

　　作為國際收支的調整項目，外匯儲備連續多年的高增長，源自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持續的巨額順差，往深里說，這也暴露發展戰略的不平衡。張燕生認為，中國的國際收入始終處于盈余狀態，這反映了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存在著某種失衡。

　　一方面，經常項目的盈余說明中國實際資源的輸出長期持續的大于輸入。也就是說，中國的資源、能源、以及勞動力的大量消耗，實際上都是在凈流出的。在中國本身能源、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經濟的承載力會遇到巨大的壓力。如今，能源和資源都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這意味著，中國再不能長期持續使資源、能源、勞動力消耗凈流出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用以購買美元資產，而中國本身是一個非常需要資金的國家，卻變相地把資產以低息信貸的方式提供給了美國和其他國家，這從中國總的經濟剩余的使用和資源利用的效率來說，從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來說，都是不合拍的。

　　“當政策的設置是對于出口、FDI激勵過大的情況下，就產生了國際收支的失衡，表現出‘雙順差’”。談到這，張燕生指出，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絕大年份保持“雙順差”到“基本平衡”，這是一個巨大的政策體制和發展戰略上的調整。

　　從“雙順差”到“基本平衡”需要對當前的出口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進行調整。張燕生具體分析說，在出口方面，出口量多價低、效益下降，國際摩擦加劇等問題，暴露出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同時，在出口增長的情況下，要鼓勵進口，如進口國內緊缺的能源、資源、技術，加強國際交流。

　　引資政策同樣如此，今后需在公平的市場競爭的平臺上來吸引外資。這種戰略性的調整將在“十一五”乃至“十二五”內展開。梅新育認為，盡管可以通過擴大進口、便利對外投資等短期策略解決外匯儲備過高的問題，但是根治之道還是在于提高國民消費。這樣，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結構將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結構轉變。(記者 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