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表示，農民工和大學生是艾滋病傳播的高風險人群，相對較容易成為受害者艾滋病逼近大學校園？

　　不應該僅僅把大學生劃為“高風險人群”對他們進行干預，同時也應該讓這些年輕人在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等問題上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燕寧

　　大學生怎么成了艾滋病高風險人群

　　過度開放的性觀念可能成為艾滋病傳播的高危因素

　　2005年4月，當一個叫朱利亞的女孩向世界說出“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時，她成為了一個“惟一”：中國艾滋病患者群體中，目前惟一有勇氣公開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學生。

　　但是，她顯然不是第一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學生。著名艾滋病專家、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性健康中心主任醫師張北川告訴本報記者，早在10年前，我國大學生中就已發現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然而在很多人眼里，艾滋病卻似乎依然離大學生非常遙遠。正是這種“遙遠”，讓人們對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此前的一席話深感震驚。

　　2005年7月，毛群安在清華大學組織的艾滋病與媒體報道研討會上說，農民工和大學生是艾滋病傳播的高風險人群，也就是說，相對比較容易成為受害者。

　　此言既出，一時之間激起了人們的廣泛爭論。有網友對此質疑說：“說大學生是高危人群，是一種理論推斷，還是有統計數據做依據？是在高校逐一體檢出來的，還是憑借各地醫院提供的數字？”同樣的質疑還來自于著名“防艾”專家、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教授桂希恩，他說：“在我的印象里，大學生不應該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11月23日，記者通過電話采訪毛群安，詢問“大學生是艾滋病高風險人群”這一說法的根據時，他表示非常愿意傾聽對這一說法的不同意見并進行討論。

　　對大學生是否是艾滋病的高風險人群的問題，盡管不少人還存有不同看法，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青少年性觀念的日益開放，艾滋病正在成為大學生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已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

　　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局面是，艾滋病已經進入了快速增長期。據國內權威機構調查，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年增長率在30%左右。就全世界而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0%以上由性接觸傳播，其中超過一半是14～25歲的青少年。近年來，我國青少年的性觀念較前發生了很大變化，一項調查顯示，國內有22%～30%的大學生有過性經歷。

　　更大的威脅來自于觀念的改變。湖南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艾滋病防治實驗室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過度開放的性觀念有可能成為大學生群體中艾滋病傳播的高危因素。這份2002年對湖南省內4所高校的825名本、專科在校生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人認可婚前性行為，超過30%的人認可有多個性伴和婚外情，16.9%的人認可商業性性行為，約10%的人認可同性愛和同性性行為。

　　“大學生處于性活躍年齡，而他們處在學習階段，加之他們大多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尚不具備良好、穩固的性交往條件，所以有許多人在這一階段會選擇多性伴生活方式，進而使得他們更易受到艾滋病侵襲。”張北川說。

　　艾滋病防治之爭:“依靠道德力量抑制”還是“讓人們了解風險”

　　“作為20歲左右的年輕人，大學生有性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性學會官方網站總編輯李扁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在大學生中宣傳防治艾滋病的首要前提是，正視他們的合理需求。他引用了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作為論據。“生理需求是人類的第一需求，沒有這個，就達不到其余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李扁補充道，“性是一種正當的生理需求，壓抑性需求的人無法做到身心健康”。

　　然而眼下的問題是，當性需求面臨艾滋病的威脅時，我們又該采取怎樣的態度和行為呢？

　　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朱琪教授主張，把傳統性道德作為預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巨大的衛生資源”。在他看來，未婚青少年應保持童貞，形成譴責非婚性行為的社會輿論，對于同性戀者予以矯治。他認為，能使人類最終戰勝艾滋病的，不是特效藥、疫苗，更不是安全套，而是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組成部分的傳統性道德。換句話說，就是要道德內省，用道德抑制性沖動，避免發生混亂的性行為。

　　“這樣的要求有些簡單粗暴，而且也不現實。”李扁對通過這樣的措施進行艾滋病防治表示擔憂，“一個好的建議應該是可操作的。”相比之下，他更傾向于接受張北川的防治建議：公開艾滋病信息。

　　從1998年為同性戀者印制《朋友》手冊，宣傳安全性行為開始，張北川教授一直走在防治艾滋病的前沿。在他編寫的手冊里，對各種各樣的性行為給予了細節性的指導：每種性行為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多大，如何可以避免傳染艾滋病等等。張北川教授“防艾”的方式很明確：應當讓人們知道，自己的某些行為會帶來什么樣的風險。“在全世界范圍內，青年人都是艾滋病侵襲的主要人群。要防治艾滋病，必須公開信息，讓人們有能力對自己選擇的行為負責任”。

　　張北川告訴記者，在“衛生部艾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常務理事”等諸多頭銜中，他更喜歡被媒體稱為從事艾滋防治工作的醫生。因為，他始終希望能夠用“醫生”這個身份，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艾滋病，明白社會對艾滋病的“干預”是一種關愛，而并非是強加于人的服從。

　　中國的性健康教育現狀:從“同伴教育”到“促進立法”

　　2005年，一項由來自41個國家、超過31.7萬人參與的全球性網絡調查讓我們感到，在中國推行健康的性教育已是刻不容緩。在這項調查中，98%的受訪者都認為青少年應該從16歲甚至更早開始接受正式性教育，但是中國的受訪者則普遍認為這并不必要。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全國高校中一直扮演著“性健康教育先驅者”的角色。在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和專為研究生開設的《性健康教育》等課程中，老師都會引導學生圍繞“艾滋病”、“健康性觀念”等問題展開討論。

　　“從教育的角度說，我們要為學生補上這一課。”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燕寧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這位今年9月在本科生中首次開設公共課《同性戀研究》的副教授，還在院里開設了《艾滋病健康社會科學》和《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課程。每到上課時，高燕寧的教室里總是人滿為患，他還常常邀請高耀潔等知名艾滋病專家走進課堂，希望學生能通過接受不同的觀點形成對艾滋病的多角度思考。

　　但是，不是每所大學都能開設這類帶有研究性質的性教育課程。在更多高校中，性健康教育是通過一種叫做“同伴教育”的方式開展的。這種源于澳大利亞的培訓手段是，對那些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青少年(同伴教育者)進行有目的的培訓，幫助他們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巧，并通過他們向周圍的同齡人傳播相關的專業知識。

　　“這種方式在國內的推廣，對于傳播健康的性知識有一定作用。大學生在掌握這些專業知識后，不但可以向同齡人宣傳，自身也得到了再教育。”高燕寧同時還指出，不應該僅僅把大學生劃為“高風險人群”對他們進行干預，同時也應該讓這些年輕人在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等問題上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其實，中國更需要一部《性教育促進法》。”中國性學會官方網站執行站長張銀俊女士認為，僅僅向青年人“推廣”性健康教育是不夠的。2005年10月，在杭州召開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國際經驗交流會上，張銀俊幾次舉手闡述在中國推行《性教育促進法》的必要性。她說：“艾滋病早晚一天可以依靠人類的智慧攻克，但是，性健康教育始終是關系到所有人問題。”這樣的提議在大會上引起了熱烈反響，會議休息時，美國、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的性教育專家主動和張銀俊交流，對她的提議表示了極大的贊同。

　　張銀俊最近正打算組織相關的專家和學者共同討論起草《性教育促進法》的具體細節，并向有關部門匯報。但是，一部新的法律的起草和頒布過程并非易事，甚至可能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記者出身的張銀俊強調，自己看重的并非是“法律能否順利通過”，而是“法律醞釀和討論的過程”。“依靠媒體的力量來宣傳我們的理念，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甚至發表不同的觀點，這樣也能對性健康教育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據中國青年報；張卓 唐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