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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戴婧婷

　　80年代末，隨著《代號美洲豹》(張藝謀)《搖滾青年》(田壯壯)等片的娛樂嘗試基本以失敗告終，中國電影人第一次市場化探索陷于尷尬。90年代初，張藝謀憑借《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和《秋菊打官司》在國際電影節上的相繼獲獎，才另辟蹊徑地找到了一條生存之道——借助藝術片海外獲獎迂回進入市場。

　　陳凱歌其實也在走同樣的道路，只是一直不太成功。那時，他在中國影壇的地位早已勿庸置疑，《黃土地》《大閱兵》和《孩子王》等影片以對中國電影美學思維的革新和厚重的文化反思贏得了評論界的交口稱贊。但是這些哲思理想高度飽和、常規故事高度稀釋的影片對于大多數中國觀眾而言相當復雜沉悶，西方觀眾就更難懂，所以這一系列作品屢屢未能得到國際影壇的認可。拍到《邊走邊唱》，陳凱歌艱深晦澀達到極限，再度沖擊戛納大獎鎩羽而歸把他逼到了做出改變的關口上。

　　正在這種情勢下，《霸王別姬》成了陳凱歌電影生涯的轉折點。

　　掙扎在市場野心和個人表達之間

　　據說陳凱歌剛接到《霸王別姬》的劇本時并不想拍，制片人徐楓花了200多個小時來說服他，“當初他并不喜歡《霸王別姬》的劇本，認為這是個很通俗化的故事。”陳凱歌猶豫了一年半才答應接拍。確實，李碧華的原著只是一部普通的言情小說，但角色經歷的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卻給了他創作空間，去加入其標志性的歷史反思。也正是這部電影讓陳凱歌第一次直面個人的創傷體驗，回憶錄《少年凱歌》中描寫的文革浩劫搬演成銀幕上的慘烈戲劇。

　　1993年，《霸王別姬》摘取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陳凱歌終于在國際影壇登堂入室。這樽獎杯不僅僅是對其藝術上的肯定，更重要的是為陳凱歌帶來了資本市場的“敲門磚”和發行市場的“通行證”。從此之后，他開始堅定地走國際化路線，《霸王別姬》就是他最大一張王牌。

　　《霸王別姬》的成功讓陳凱歌的創作觀念也開始轉變，他開始相信，“拍電影不需要那么極端，或者商業，或者藝術。影片商業上的成功并不是壞事，它證明你有更大力量征服觀眾。我希望自己的電影能夠深入淺出，拍得好看，但同時也要保持自己。”但實際上，這種在娛樂和藝術上的平衡很難把握，此后十年間，陳凱歌的種種努力就是為了再一次取得這樣完美的協調。

　　就在《霸王別姬》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1994年，進口大片正式進入中國影院，中國電影人真正看到了市場的殘酷。另一方面，國際影展對中國第五代的興趣已經減弱，張元、王小帥等第六代導演的“體制外”的生存方式和個體表達成了新的焦點。這個時候，陳凱歌沿著《霸王別姬》的路子開始制作《風月》。

　　作為《霸王別姬》之后的第一部電影，《風月》注定受到高度期待，而陳凱歌也絲毫不敢松懈:編劇由一直堅稱絕不觸“電”的王安憶坐鎮，攝影和造型設計請來了當時剛剛憑借王家衛電影正火的杜可風、張叔平，臺前的張國榮、鞏俐和幕后的趙季平、徐楓都是《霸王別姬》的老班底，這樣的陣容顯然是為超越《霸王別姬》而去的。

　　可這部陳凱歌經歷波折最多的一部電影，也成了他最無聲無息的一部作品。預算高達4000萬港幣，題材十分時尚，影像絕對華美，上海拆白黨、舊式大家族畸戀的故事足夠傳奇，最終卻因未通過審查“意外死亡”。在戛納影展上也一無所獲。

　　之后的《荊軻刺秦王》，耗資8000萬人民幣，由李雪健、鞏俐和張豐毅主演，連小配角都動用了趙本山、潘長江，賣點十足，顯然充滿了市場野心。陳凱歌本人也聲稱，“《荊軻刺秦王》是一個拍給全國老百姓看的故事，是部地道的大眾電影。”可同時他仍舍不得一貫的精英化立場，把自己對人性、權力和歷史的思考填塞其中，厚重程度幾乎超過了《霸王別姬》。

　　1998年《荊軻刺秦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遭到了媒體的口誅筆伐，“看不懂”“跳躍性太大”“人物太復雜”的批評聲浪一面倒。陳凱歌不得不將影片重新剪輯，1999年才正式上映，仍未能挽回局面，在當年國產片票房排行榜上僅列13位。當他雄心勃勃再度進軍戛納，也只得到了一個技術獎。

　　《荊軻刺秦王》的失敗之處在于陳凱歌的三心二意，在好萊塢風格和歐洲風格之間猶疑不定，左右為難，讓影片被市場野心和個人表達的愿望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不過，陳凱歌由此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模式：高投資、古代歷史題材、恢弘的大場面、華麗的服裝場景、乃至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首映式，這些元素都被張藝謀借鑒到了三年后的《英雄》中。不同的是，張藝謀完全拋棄了陳凱歌式的思辨，娛樂得更加純粹。

　　十年“磨難”后的一場豪賭

　　2000年，《臥虎藏龍》橫空出世，給中國電影送來了一劑救命藥，想學好萊塢的中國影人終于摸著了門道。受此啟發，張藝謀推出的《英雄》創下了至今無人能破的2.5億元票房記錄，也創立了中國電影自己的巨片模式。而在這段時間里，陳凱歌則以一系列令人驚訝的舉動告別了自己藝術與市場的掙扎，他旗幟鮮明地表示，“中國急需商業電影。”

　　2000年，一直聲稱不愿做“職業導演”的陳凱歌接受米高梅公司邀請，遠赴英國執導《溫柔地殺我》。“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在美國工作，同時我也想看他們怎么去操作一部電影，并將它成功地介紹、推廣給觀眾。”也許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行動算是有價值的，除此之外，這部影片可謂完全失敗。浮夸的情色場面無法掩飾陳凱歌對于西方文化的隔閡，在一片惡評中米高梅公司甚至沒有讓它進入美國的主流院線，只以發行DVD草草收場。

　　從好萊塢歸來后，陳凱歌出人意料地拍起了電視劇。《呂布與貂嬋》其實是他對大眾趣味的一次主動探尋，不但采取流行的歷史戲說方式，還吸收了動漫風格。但這部耗資1500萬元的電視劇實在是代價過于昂貴的嘗試：該劇在一些地方臺開播不久后，就被勒令“修改后再播出”，原因是“戲說味太重且血腥暴力場面太多”。再歷時4個月、花費100萬元，電視劇修改了800余處，修改后更名為《蝶舞天涯》才與觀眾見面。制片人陳紅都承認“這是一次慘痛的經驗”，陳凱歌為自己的市場化探索又交了一筆高價學費。

　　2002年，陳凱歌暫時收起了他的“求大”之心，放低姿態拿出了一部中等成本電影《和你在一起》。影片的意義其實根本不在于他開始表現現實、表現平民，而在于他終于找到了最大眾的表達方式，呈現出較以往罕見的輕松、流暢，完全一派經典好萊塢風格和類型化角色。這部影片被影評人稱為“妥協之作”，因為它確實太煽情、太刻意，又太不“深刻”，但2000萬的票房卻證明這一次他終于抓住了市場的脈門。

　　《和你在一起》的成功給了陳凱歌繼續步入市場的信心，讓幾經探索元氣大傷的他再度決心放手一搏，去追趕張藝謀的商業化腳步。

　　《無極》，就是他在自我掙扎十年后，給自己下的最大一次市場豪賭，現在，這場耗時三年的賭局就要揭開它的底牌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