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受人敬重的吳敬璉先生近來飽受抨擊。這并不是因為“吳市場”的觀點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是因為其表述方式，不幸與當下普羅大眾的主流主張大相徑庭。

　　市場化的出發點是資源的優化配置，而產權清晰與產權保護則是市場化的第一步。這一理論在改革之初為公眾所首肯，如今卻引發質疑聲浪，擁有此類主張的經濟學家成為失語的一族。吳敬璉因為在敏感的時刻發表敏感言論，而成為眾矢之的。比如，面對股改的對價支付方式，認為“證監會已經把股權分置改革的決定權交給了流通股東，流通股東處于優勢地位，那么他們當然可以要求更多的補償。但這樣的結果對于非流通股東，是不是公正的呢？……權利要平等、對等，為什么流通股東的權力要大于非流通股東呢？”又如，在關于銀行是否賤賣的大討論中，要求“在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不要煽動起情緒化思維”，“同時要警惕那些鼓噪‘賤賣論’的人”。

　　這些話無疑給了人們質問其立場的空間。在流通股股東對價屢遭蠶食之際，“發非流通股股東之幽情”有違背公義之嫌；在市場產權交易規則尚不健全、現有規則屢遭破壞之時，面對國有銀行引入外資這一關系中國經濟命脈的重大課題，只以“情緒化思維”應對也失之草率。這些表述，使吳敬璉陷入為非流通股東以及政府機構代言的尷尬地位，也瓦解了他自己先前提出的保障機會公平、增進效率的觀點。

　　在回答國有銀行改革引進資金來源的問題時，吳敬璉認為，最重要的是面向國外資本開放的同時，也對國內的資本開放，“尤其是要給民間資本以同樣的機會”。這句話無疑承認了與外資相比，國內民資入股銀行的機會條件并不公平，這反過來證明了銀行股權交易的市場并不完全。事實上，如果起點不公正，不僅得不到市場效率，還會為市場化樹立眾多的反對者。

　　不良資產持續形成、對壟斷型國企長期無法形成硬約束，改革過程的漫長與利益沖突的尖銳，容易讓人產生畢其功于一役的焦慮感，加上對市場效率的渴求，才使吳敬璉先生誤讀了股改與銀行賤賣，將賤賣與國有銀行資本質量下降混為一談，并使用了“鼓噪‘賤賣論’”這樣辛辣的詞匯。

　　更可怕的是，許多人對吳敬璉的誤讀進行了再誤讀：無視他對行政尋租的批評、對權貴資本的擔憂、對于市場效率的建議，而抓住吳敬璉對股改對價支付方式的質疑，派送一頂中小股民“公敵”的大帽子；對于吳敬璉反對銀行賤賣，則懷疑他代表了利益集團，甚至成為買辦的代言人。

　　應該注意到，在吳敬璉為外資入股中資銀行辯護的同時，他也說過：“照我看，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例如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通過權力尋租，通過盜竊公共財產，通過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他還說過，“把‘反腐’和‘反富’混為一談。矛頭不是指向貪官和‘紅頂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階層的上層分子，如醫生、教授、國企高管、中小企業主等等，這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

　　吳敬璉及其反對者關注的是同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市場化變遷。對于變遷路徑的選擇，不妨見仁見智，但益智的討論如果每每以語言暴力收場，絕非好事。這意味著市場過于緊張，難于達成各方妥協，而不妥協意味著失去市場。尤其在雙方并無利益、理念的根本性沖突之時，如此纏斗、內耗實屬不智。語言暴力反映出未經市場理念洗禮的焦躁，這在吳敬璉及其批評者身上均有體現。

　　吳敬璉將銀行賤賣、對價支付與市場效率混為一談，這是第一層面的誤讀；而將吳敬璉的這些話抽離出來，作為某一利益集團的主張加以撻伐，則是誤讀的誤讀。一再誤讀、大面積的誤讀，是失去社會喪失理性的先兆，對增進市場效率或實現市場公正毫無裨益。

　　從理論上說，要徹底理解某個事件，只能以“考古”方式，為這一事件建立完整的譜系，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誤讀，并形成對未來有益的經驗積累。俄羅斯市場化之初陷入困境時，不少國人為中國逃出了俄羅斯不公正與低效率的陷阱而歡欣鼓舞。時至今日，當俄羅斯開始部分清算權貴資本主義，普京預計今年俄羅斯人均GDP將達4000美元時，我們是否應該認識到，對一些問題假以時日認真研究后再下結論，才是真正的明智？

　　(來源：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