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聯系與幫助下，斯諾冒著生命危險，經西安前往陜北蘇區采訪。在延安，斯諾和毛澤東進行了長談，搜集了關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后又長途跋涉，到邊區各地采訪，次年寫成馳名中外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書中部分內容后來單獨出版，這就是曾經風行全國的《毛澤東自傳》。

　　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在短短5個月的時間內，延安、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出版熱點。陜西的延安書局、延安文明書局，上海的光明書局、國民出版社、文摘出版社、前鋒出版社、救亡圖書出版社、新時代出版社等，都出版過《毛澤東自傳》，有的還有再版、三版，發行范圍遍及全國，是當時名副其實的暢銷書。

　　《毛澤東自傳》的誕生

　　斯諾到達陜北后，于1936年7月16日和毛澤東進行了第一次長談。斯諾對毛澤東的印象非常好，認為他是“很像林肯的人物”，并感嘆道：“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

　　7月25日晚上，當毛澤東講述完紅軍長征的全部經過后，斯諾提出了為其作傳的問題。但毛澤東在談話中總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談長征、談革命、談黨、談普通的紅軍戰士和英雄的故事。毛澤東把革命取得的勝利完全歸功為黨的正確領導，并向斯諾列舉了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等18位領導人的名字。關于長征的談話結束時，毛澤東興致很高，欣然提筆揮毫寫下了著名的《七律·長征》贈送給斯諾，并建議斯諾到紅軍前線采訪。

　　斯諾從前線采訪回來后，經過幾次“好像是在捉迷藏”式的交談，毛澤東終于答應講述自己的“個人歷史”。連續十幾個晚上，毛澤東在昏黃的燭光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自傳”告訴別人，講述了從1893出生至1936年間的主要成長戰斗經歷。《毛澤東自傳》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全書共分四章：一顆紅星的幼年、在動亂中成長起來、揭開紅史的第一頁、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寫到：“每次和毛澤東談話時，全由一個留學生吳黎平任翻譯。我的記錄用英文寫出后，交吳氏譯成中文，然后讓毛澤東加以修正。毛氏對于任何條文條目都一定要求其詳盡和精確。”但斯諾的記述并不完全準確，1979年，吳黎平專門就翻譯一事做了說明：關于毛澤東個人革命經歷部分，是斯諾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黃華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仔細審閱后做了少數修改，交黃華照改后退給斯諾的。

　　關于傳記發表時使用什么人稱，斯諾還和妻子海倫·斯諾有過一番爭執——斯諾要妻子把毛澤東的自述壓縮并作摘要，他準備用第三人稱把某些部分重新寫一下。海倫當即提出異議：“這可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她認為毛澤東的生平材料是斯諾著作的“心臟和脊梁”，應當使用第一人稱、忠于毛澤東的原話，斯諾采納了妻子的建議。

　　《毛澤東自傳》的版本

　　《毛澤東自傳》版本繁多，較著名的早期版本有1937年9月延安文明書局出版的張宗漢譯本、同年11月上海文摘社出版的汪衡譯本、陜西延安書局的張洛甫(張聞天)譯本以及上海光明書局的翰青、黃峰譯本等，各譯本的文字略有出入，甚至章節分法也不一樣，大部分《毛澤東自傳》分為四章，但在重慶、成都等地出版的《毛澤東自傳》卻分為六章。在已經發現的各種版本中，以汪衡譯本影響最大，2001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青島出版社重印的《毛澤東自傳》，均以汪衡譯本為底本。

　　1937年2月1日，復旦大學文摘社編輯的《文摘》月刊創刊，同年8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在“人物種種”欄目開始從《亞細亞》(Asia)雜志上轉載翻譯成中文的《毛澤東自傳》。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文摘社打算全文刊載完畢后出版單行本，但受到國民黨反動派阻撓，幸而得到時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的大力支持，他還專門題寫了書名。1937年11月1日，《毛澤東自傳》順利出版，首印1萬冊，后再版時印刷6萬冊，發往當時的北平、南京、開封、安慶、成都等15個分發行所和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毛澤東自傳》首次向“國統區”讀者展示了被國民黨反動派丑化為“土匪”的共產黨人的真實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莫大的關注”，譯者汪衡也因此被國民黨當局列入黑名單，陳立夫主管的“教育部”向復旦大學校方要人，雜志社便派汪衡去武漢辦《文摘月刊》，后來又轉往香港和重慶等地工作。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自傳》曾作為《中國共產黨年表》的附錄在解放區印行。1947年7月，黨領導下的膠東新華書店在青島解放區印行了《中國共產黨年表附毛澤東自傳》。該書無定價，印數一萬冊，封面為白色，有毛澤東近照，書名采用宋體套紅字。《毛澤東自傳——一顆紅星的長成》是作為《中國共產黨年表》的“附錄”形式出現的，正文書名的“毛澤東”三個字為毛澤東手跡。該書以“文摘版”為底本，除刪除部分文字外，還在行文上做了千余處修改和潤色，為當時黨內的“學習材料”，權威性當在“文摘版”之上。同年11月，該書重印3000冊，封面改為米黃色。

　　1947年10月和1948年8月，處于解放區的冀東新華書店和大連大眾書店分別出版了《中國共產黨年表》，包括“中國共產黨年表”和“毛澤東自傳”兩部分，內容與膠東新華書店版的基本相同，應該是根據該書翻印的。

　　“文革”初期，以《毛主席的回憶》為書名出版了《毛澤東自傳》。1967年，為慶祝毛主席74歲生日，旅大公交系統職工根據北京政法學院《國際共產主義》的材料，翻印了《毛主席的回憶》，封面圖片為毛主席的故鄉韶山，全書65頁，16開油印本，譯者不詳，除“自傳”外，還收有《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圣地——延安》等文章，前文為訪問楊開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談話，后文介紹了革命圣地延安的風光名勝。《毛主席的回憶》與《毛澤東自傳》相比有較大改動，“自傳”分為四章，而“回憶”分為六章，二者似乎并不是根據同一個底本翻譯的。“自傳”的目錄更富有詩意，如“一顆紅星的幼年”；而“回憶”的目錄更傳統，如“少年時代”。《毛主席的回憶》與重慶、成都等地發現的《毛澤東自傳》章節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其“抄本”形式。《毛澤東自傳》不僅對研究毛澤東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較高參考價值,而且為“紅色經典”的出版發行留下了佳話。(據解放軍報；關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