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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視娛樂節目在播放之際，遭遇前所未有的收視狂潮和來自各個方面的、各種心態的高度關注，乃至升級為一種社會現象。與其說，這是一個電視節目前所未有的成功，不如說，當一個新鮮的純粹的電視娛樂節目出現時，觀眾、媒體、學者、領導以及社會都猝不及防

　　本刊記者/戴婧婷

　　《超級女聲》謝幕已有4個多月，回憶起今年夏天那場突如其來的走紅與前所未有的火爆，湖南衛視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還會用“不可思議”來形容。

　　一檔好玩的娛樂節目怎么就火到無法控制，怎么最后就變成了一個不堪重負的社會話題及復雜敏感的社會現象？這些問題，參與者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輿論與社會心態把超女推向“不可控制”

　　今年3月，湖南衛視開始運作2005年《超級女聲》時，并沒有對它寄予過高的期待。擔任了“超女”導演的洪濤告訴記者，那時臺里給他們下的收視指標是2個點(2%)，只是希望在《快樂大本營》《音樂不斷》等欄目進入平淡狀態時，用新節目來激活一下觀眾。

　　“我們當時還在想，去年已經出了安又琪、張含韻，今年還能怎么樣啊？”湖南衛視大型活動中心副主任易驊如此形容最初的疑慮。一位負責宣傳統籌的工作人員表示，經過去年一屆炒掉了最初的新鮮感后，今年一開始都不知道如何做宣傳。廣州賽區的選拔就是在這樣的低調中率先登場。

　　洪濤帶領節目組駐扎在廣州的一個小區，漸漸地，他聽到周圍的居民對“超女”的談論越來越多。一直到被稱作“拯救了流行樂壇”的周筆暢被炒得不斷升溫，他才突然發現“超女”已經紅得有點出乎意料了。

　　“周筆暢有了自發組織的歌迷會，甚至還有從外地飛到廣州的歌迷，我感到特別驚訝。因為國內一線歌手都沒這么大的吸引力，做這些年歌友會，只有蘇有朋一個明星引來了從外地跑到長沙的歌迷。”洪濤說。

　　5月1日，鄭州賽區進入海選。湖南衛視將海選錄像安排在深夜和白天播出，卻絲毫沒有影響鄭州海選的“超女”在年輕人中迅速走紅。選手夸張的表現，評委李文君尖刻的言辭立即引發爭議——事實上，關于所謂“審丑”、評委的刻薄是去年早就爭論過的話題，但今年恰好在鄭州賽區，與社會上對河南人的普遍偏見微妙地結合在一起，成了一個集中爆發點。當鄭州海選的錄像被放到網絡上之后，很快就成熱門下載資源，網友自發搜集、整理的評委語錄廣泛流傳。

　　一時之間，“超女”被籠罩在關于“審丑”的討論中。最有名的是網上一篇題為《踩著少女的尊嚴舞蹈》的帖子，文中嚴厲地指責這個節目“拋棄了道義和責任”。盡管洪濤感到有些窩火，但節目組還是開始做出調整，“從杭州和成都賽區起，我們加強了對人性、鮮活個性等溫情內容的挖掘。只要有體現真善美的地方，比如怎樣追求夢想等感人的內容，我們都極力渲染。”這也讓“超女”進一步區別于它所借鑒的原版“美國偶像”——“美國偶像”就是以評委和選手之間的沖突為一大賣點。

　　但是，5月12日成都賽區剛啟動就發生了“意外”，讓“超女”越發朝著湖南衛視無法掌控的方向發展下去。

　　“開始報名才兩天，報名表還沒有發出一萬張，就有媒體說我們的節目導致萬名學生逃課。”據了解，這件事情的起因是成都一家報紙為了與力捧“超女”的競爭對手展開競爭，做了一篇《“超級女聲”逃學選秀》的報道，四川一家網站轉載時夸大地把標題改為《成都超級女聲選秀火爆萬人逃學報名》。這個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將媒體的焦點轉向了教育導向問題，一個電視娛樂節目立刻成了影響基礎教育質量的靶子。

　　此事隨即引起上級部門的關注。湖南衛視馬上又做出規定，將報名時間安排在周末兩天，而全國總決選時間盡量安排在暑假。

　　但這個時候，媒體和大眾的關注已屢屢脫離了節目本身，演變成各種爭議性話題。易驊回憶起當時的緊張依舊心有余悸，“一個無意識的、微不足道的動作都會被分析出很多意義，我那時真是不敢接受媒體采訪，因為不管我說什么都有可能被闡釋出別的意思。”

　　就是在這樣的謹慎狀態下，她所在的成都賽區還是產生了新一輪風波。來自四川綿陽的選手黃薪在海選中身著紅色漆皮衣褲的豪放表演轟動一時，她的演出片段在網上迅速傳播，黃薪因此被網民稱作“紅衣教主”。恰與剛剛火熱的“芙蓉姐姐”聯系到一起，成了網絡上紅得發紫的女奇人。洪濤感慨道：“像‘紅衣教主’這種封號明顯跟政策導向出現了偏差，但這完全是觀眾給她封的，我們實在沒法控制。”

　　盡管那段時間環繞“超女”產生了太多的負面消息，但這些負面消息的確給“超女”制造了話題，最后反過來推波助瀾地讓“超女”紅到了街頭巷尾，這是所有人都沒想到的奇特效果。

　　各種意味深長的解讀導致不堪負荷

　　隨著成都賽區涌現出一批富有個性、水準較高的選手，媒體的風向終于轉到了正面，開始了對“超女”的瘋狂追捧。7月全國總決選展開之后，“超女”儼然成了全國媒體娛樂版的聚焦點。

　　7月19日，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在北京舉行了“珍惜受眾信任，樹立健康形象”主題座談會，號召抵制廣播電視文藝娛樂節目主持人低俗之風。在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指出，“《超級女聲》是很惡俗的節目。”處在風頭浪尖的“超女”成了關注重點，湖南衛視面臨的壓力與日俱增。

　　而這時媒體一波高過一波的追捧愈發增加了他們的壓力。由于出席抵制低俗化座談會的還有朱軍、崔永元等央視名嘴，媒體立刻將此視作央視在面臨“超女”高收視率沖擊之下的反擊，湖南衛視和“超女”被塑造為央視的挑戰者。一位在湖南經濟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湖南這邊的電視臺最怕被扣上“挑戰央視”的帽子，但只要一談及這個話題，總做“出頭鳥”的湖南的電視臺總是首先被媒體抬出來。

　　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專家、知識分子加入這場大討論中，對“超女”做出種種闡釋，將這個電視娛樂節目隱約演變成了政治話題。湖南衛視為了“超女”引發的問題不得不數次和有關方面進行溝通。

　　進入8月后，伴隨著淘汰賽越來越緊張，很多歌迷自發上街為選手拉票。關于“超女”會被“停播”的傳言愈演愈烈，雖然它并沒有真的停止，但對于制作者來說已經是如履薄冰。

　　迫于壓力，選手的造型風格和選唱歌曲都發生了很大調整，從強調時尚感和個性化轉變為強調簡單、樸素。造型師不再給這些年輕女孩燙發、染發，不再采用鮮艷的顏色和夸張的造型，也不再給她們穿吊帶、露臍裝等性感服飾。節目組對選唱英文歌做出了限制，要求選手必須演唱一些中文歌曲，大量民族歌曲、校園歌曲和紅色歌曲被列入了備選曲目。溫情的環節煽了又煽，圍繞一位選手的離去會做足半個小時。

　　很多觀眾抱怨“超女”最后變成了“春晚”，洪濤不置可否。事實上，這最后幾場比賽，讓湖南衛視承受了空前的壓力。每一場比賽，臺里所有領導都會到現場辦公，工作人員私下里甚至希望收視率千萬別再往上飆升，宣傳人員則懇求媒體不要再來采訪。當總決賽終于劃上句號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氣。

　　明年“超女”或者“超男”能否如期舉辦，總編室主任李浩的答復是，“正在等待有關部門的批文。”據了解，即使能夠舉辦，湖南衛視也會做出一系列調整，包括對選手年齡的限制，并改進演唱曲目、造型、臺風等等，強化奮斗、勵志等積極主題。

　　其實，需要調整的或許不是節目，而是看節目的心態。如今心平氣和地回看“超女”，當初各方的反應過度亢奮、過度敏感了，無論觀眾還是媒體幾乎都陷入了瘋狂中。其實，它只是一個讓觀眾樂了、讓媒體和主辦方賺了的電視娛樂節目。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