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所幾乎沒有“歷史”的大學在短期內竟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學，說明要建“國際一流”大學，有“金錢”，更要有“制度”。在這里，他們克隆的是國際著名大學的“教授治校”學術管理制度：即教授既有極大的權力，又有極大的壓力

　　1995年初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訪問學者。一天與友人一起去香港科技大學看望他的一位朋友。使我吃驚的是，這位從哈佛留學讀完博士回來不久的學者，專業竟是蒙古歷史語言，兼治中亞歷史語言和滿語。如此冷門的專業，確實難與講求實用、“工商至上”的香港，更難與“科技”聯系起來。

　　那天我們在“科大”玩了一整天，非常盡興。科大就建在臨海的山上，樓與樓之間上上下下，漫步校園，如同游覽風景勝地。許多地方正在大興土木，已建好的建筑物中仍飄散出淡淡的建材和涂料氣味，提醒人們這是一所1991年才創建、剛剛4歲的學校。風景雖好，但作為大學卻畢竟年輕，要成為一所成熟的、真正的“名牌”大學恐怕還有待時日，最少也要有幾十年的積累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沒想到，只有十余年歷史的香港科技大學近年竟屢創佳績迅速成為亞洲名校，某些專業甚至還排在國際前列。2004年底，在英國《泰晤士報》的全球200所最佳大學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學高居第42名！其實，早在1998年，建校才7年的科大商學院，就已被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推為亞洲七大優秀商學院之一；而2004年《金融時報》發表的MBA課程排名榜，科大就已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44位，

　　科大的物理、生物等與“科技”有關學科不斷取得重大成果，而近年其會計系教授在5份全球頂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全球第一，美國有關評價機構認為科大的會計學研究世界第一。在3份國際公認的中國研究學術期刊中，該校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師近年發表的論文總數也名列世界第五。

　　一個創辦不過十幾年的學校，競如此迅速崛起，與“國際一流”雖還有距離，但已是世界名校。它的成功當然與充足的經費這種“硬力量”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軟力量”，即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

　　從建校開始，它就“克隆”國際著名大學的學術管理制度，其要點就是“教授治校”，明確提出“教授是學校的靈魂”。比如要新聘教授時，應聘者從一開始就要與應聘之系主要由教授組成的“招聘委員會”打交道，每個委員都要打分，最后試講時包括沒有終身教職的全系教授都可以投票。與以前主要是人事部門負責、一些教授只是在最后一個環節參與一下完全不同，這樣做最大限度保證了招聘工作的公平、公正，保證確能招到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教授的聘用還要有嚴格的外部評審，并嚴格規定評審者不可以是被評審者原論文的指導教授、不可以是共同發表過論文或主持同一研究項目的人、不可以是過去或現在的同事和部屬等等。

　　教授工作數年后是否續聘、是否晉升為“終身教職”都由主要是教授組成的專門委員會決定，而新進教授如果7年內達不到終身聘用標準就得離開，與美國一流學校差不多，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

　　很明顯，在這里教授有極大的權力，但同時也有極大的壓力。總之，香港科大的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就是盡量擴大教授對學校管理的權力，限制行政人員的權力。

　　如果不能擯棄“官本位”，無論投入多少金錢、有多大決心，根本建不成“國際一流”的大學。

　　在全球范圍內吸引最好的教師和最好的學生，是香港科大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它的外籍教師占到65%，而境外學生數量占到1.5%，近年尤其加大力度吸引境外學生。而且，科大更注重的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師生共處一個校園，有利于多元文化環境的營造和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反觀我們一些本來是“重點”“名牌”學校，卻反其道而行之，近年不斷加大本地生源，縮減外地招生名額。這可能一時有利于學校同地方政府“搞好關系”，獲得種種資源，但從長遠來看，于學校卻是大大有損。

　　這所幾乎沒有“歷史”的大學在短期內竟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學，說明要建“國際一流”大學“金錢”與“制度”缺一不可，但如果僅有“金錢”而沒有“制度”，那大把大把納稅人的銀子就白白打了水漂，還不如干脆連錢也沒有，好歹沒糟蹋銀兩。

　　記得當年離開香港科大時，曾看到一面“招貼墻”，任何人都可以在此任意張貼，不知此墻現在是否仍在，或許那種“熱鬧”現在已轉移到校園BBS上了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