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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走單騎》當然和《十面埋伏》的觀影體驗不同，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張藝謀的一次回歸，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的故事離我們的現實依然遙遠。

　　文／衛西諦

　　《千里走單騎》講述的是父子之情，場景在中國鄉村。一個最容易感動人的題材和背景，可它帶給我的感受卻并不溫暖。

　　一位日本父親(高倉健飾)來到中國西南，想從一出民間面具戲(儺戲)中尋找到與久已疏遠的兒子溝通的途徑，但兒子已身患癌癥，將不久于人世。可以想象，父親為了達到目的兜了多么大的一個圈子，而這一切顯然都在為劇情服務。

　　那個父親的形象，是典型的張藝謀電影的主角——“一根筋”。在這個已被模式化了的軌跡上，編導技巧圓熟地設置了各種障礙，用戲劇性成功控制著各個煽情的高潮點。故事的“職業性”勿庸置疑，我們可以說它很成熟，卻不能說它很質樸。它太講究技巧了，反而不夠真實。

　　影片的感人始終只停留在最淺的層次上，因為它的情感核心和劇情之間實際上非常疏離。導演對高倉健父子之間心靈的交流在影片中的推進，顯然把握得有心無力。人物情感的變化僅僅依靠高倉健的內心獨白來完成，而他的獨白幾次三番說的都只是在異國他鄉的孤獨感。因此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父親是因為孤獨和無助才重新認識兒子的，這顯然缺乏說服力，以至于影片最后不得不動用旁白的形式，去念一封已經死去的兒子寫給父親的信來打動觀眾。這種直白的煽情方式只能呈現在銀幕上，卻達不到我內心，因為它是被硬生生“造”出來的。

　　可以說，《千里走單騎》沒能用電影語言真正打通父親和兒子之間的隔閡，也沒能完成觀眾對人物內心的認可。影片作為陪襯的那位村民，李加民對從未見面的私生子的思念顯得更為蒼白，作為陪襯的那些犯人們的面孔，甚至讓人覺得過于虛假了。

　　另外，影片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幾乎都借助于數碼產品：DV、手機、卡式照相機，無論是父親與兒子之間，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私生子與從未謀面的爸爸之間，他們的情感聯系全部是由這些數碼產品“寄托”著，甚至影片中最煽情的部分，也是由DV和照相機完成的。這也是《千里走單騎》給我帶來“并不溫暖”的感受的另一個客觀原因。

　　一位日本影評人曾說：“人應該揭開面具真正的互相面對。這句大概是電影的題眼所在吧。可是我想要揭開面具的時候，看到的是又一張面具。”這句話似乎正命中《千里走單騎》的要害。

　　這部電影對張藝謀來說，最大的意義在于能和高倉健合作。高倉健在日本影壇據說被稱作“云上的人”。的確，他在《千里走單騎》的身影十分高大，甚至給人一種很遙遠的感覺，尤其他沉默地面對遠山的時候。高倉健這個父親的形象，始終處于在張藝謀的鏡頭中央，但對于觀眾來說，他始終是陌生的。只有當張藝謀將鏡頭對準那個鄉村孩子楊楊(李加民私生子)時，一切才又活了過來，楊楊的形象令我們熟悉，當然我相信這也是張藝謀最熟悉的。所以高倉健和楊楊在一起的段落也是這部電影最鮮活的段落，可惜這并非《千里走單騎》的靈魂所在。

　　《千里走單騎》講的是一個關于溝通的故事，但溝通最唯一的方式似乎就是語言。張藝謀對日語和中文之間語言障礙的利用樂此不疲，這一方面體現在高倉健這個角色上，而更集中地，是體現在片中當地導游邱林身上，有時我懷疑他才是這部電影真正的主角，所有的情節推進、所有的小幽默都由他“一口把持”。一個非職業演員的本色演出，反而成為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