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徹底的無產者。生而無后，官而不顯，黨而不私，勞而無怨，死不留言，連遺骨也拋撒大海間，真正地去如長煙一空。”

　　30年前，中華大地億萬人侍立在寒風中哭總理辭世，有曠古未有之悲慟，“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

　　30年來，世間滄海桑田，于無聲處聽時代發展之驚雷，思念猶是不滅。

　　遙想風云變幻的年代，知大國總理之不易。有他的大德、苦心與智慧在，逆流中有暖意，枯枝有重芳之機。尼克松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可能被燒毀。

　　遙想總理之愛心博大，覆蓋家國、四方，乃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乃有一種敬意，超越政見、時空與意識形態:聯合國為他辭世降半旗，非洲偏遠部落里至今依然有人能用漢語說出他的名字。

　　都說世間完人難尋，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的仁義忠信，在他身上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其氣度才華讓聯合國前秘書長感嘆:“與周恩來相比，我們簡直就是野蠻人。”

　　他一生經歷波瀾壯闊，“民族危亡挺身而出”，“日理萬機縱橫寰宇”，“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世人加諸他許多崇高詞語:英雄、元勛、公仆、偉人。

　　他卻是一個徹底的無產者。其生而無后，官而不顯，黨而不私，勞而無怨，死不留言，連遺骨也拋撒大海間，真正地去如長煙一空。當世人紛紛感慨其“大有”之功時，寧不思其“大無”之心？

　　——謝海濤

　　30年前那場撼動人心的訣別

　　——周恩來貼身秘書回憶他的最后時刻

　　有人說，只有近距離感受到的偉大才可稱其為真正的“偉大”——光環褪盡、還原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輝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種力量。周恩來在跟隨他幾十年的秘書趙煒眼中，便正如此。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趙煒，你要照顧好大姐……”，一雙瘦得幾乎皮包骨頭的手從被子下伸出來，周恩來緊緊握住趙煒的手。30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她攙扶著鄧穎超，與周恩來作了最后告別；14年前，像女兒對母親一樣，趙煒又服侍鄧大姐走完了最后一程。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了21年；從1965年起她又任鄧穎超的秘書，直至1992年鄧穎超去世。

　　一國總理的囑托

　　1955年1月，從部隊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不久的趙煒，被調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工作。

　　到西花廳，趙煒的第一個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和別人不一樣。周總理習慣夜里辦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點。

　　1975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找到幾位秘書:“組織決定通知你們四位秘書，應該讓你們知道總理得的是什么病，醫生估計，這個病在別人身上可能會活得長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過1976年的春節。”這是趙煒第一次確切地知道了總理得了癌癥。“當時一聽到這個消息，腦子一下蒙了，耳朵好像都失靈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當著鄧大姐的面哭得太厲害，出來后我們四個人都掉了淚。”其實那時候周恩來已經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來在做常規體檢時被確診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療，1974年6月住進305醫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經歷了大小手術14次，幾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結腸癌也趁機襲來。

　　此后每天，趙煒都要陪鄧穎超到醫院看望周恩來，也給他念文件。一次，周總理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說讓鄧穎超去時把《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片帶去。歌片送到了醫院，周總理很認真地看了幾遍，還輕輕哼唱起來。十幾天后，周恩來的精神好像還不錯，他讓鄧穎超坐到病床邊，“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重病中的周總理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歌，周總理向在場的服務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后，他面向鄧大姐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筆紙，寫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難想象，一向處事周全的周恩來其實已經在有意識地安排著自己的最后時光，而這幾句話，成了他心頭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趙煒回憶，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術之前，他就對鄧穎超說了這句話。“手術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總理說的話轉告給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回去以后向毛主席報告。話雖然說了，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周總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一個條子。”

　　因為病重，周總理往日洪亮的聲音已變得十分微弱，有時他說出話來就連鄧大姐也聽不清楚。這時，如果讓他再重復那些話就太費精神了，所以周總理就說，“讓趙煒當翻譯重復一遍吧”。有一天，周總理突然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穎超看看他也說:“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著，最后還是鄧大姐說:“只好都帶走嘛！”周恩來沉默無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電話告訴他們(醫院值班人員)，說8點半鄧大姐吃早飯，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問情況如何，對方告知還可以。但半個小時后，值班打電話來，語氣一連串地急促:‘趙煒，快來快來！不好了，不好了！’”

　　趙煒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時刻已經到了。鄧穎超迅速向病房趕去。來遲了！沒來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別的鄧穎超一下子倒在周恩來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

　　醫生仍在搶救。9點57分，監視器上劃出一條直線，總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隱忍的哭聲頓時成了一片號啕，鄧穎超哆嗦著雙手摸著周恩來的面頰，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額頭，無限哀傷地哭著:“恩來，你走了……”趙煒說，值班的同事告訴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來在鄧穎超走后一直顯得心神不定，眼睛來回看，好像在找什么，問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說，只是搖搖頭；讓他休息，他也不閉眼。當時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現在想起來，總理那天四處看來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當時沒有把她喊過去，讓這一對經歷了風風雨雨的革命伴侶見上最后一面。

　　震動世界的悼念

　　“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時候，我們沒想到，一點也沒想到會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鄧穎超周圍的趙煒一想起那天的場景，仍心緒難平:“那天剛出北京醫院，就看到外面已經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飯店的位置，一看外邊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層外三層，因為我和大姐坐的車是用紗簾擋著的，我就扒開窗簾，說，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許是不愿看到群眾在寒風中受凍，鄧穎超一再催促前面開路的警車快走。但當時也沒通訊工具，所以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成了撼動人心的歷史一幕。

　　就在當年的4月5日，發生了著名的“天安門事件”，數百萬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

　　1981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四月間，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并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據最新一期《三聯生活周刊》

　　《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4月4日，廣場上到處掛著紀念周恩來的花圈。上午十時左右，廣場東宮北側一群人抬著一位青年，并向他發出陣陣歡呼，他用白布纏著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寫的血書:“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將用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您！”人們爭先恐后同他握手致意。在場的許多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作者將這一難得的動人場面拍攝下來。這幅作品成為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真實寫照的代表性力作。

　　　　□解密

　　“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期間，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又一次提出來了。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道，關于天安門事件的那段話，也在這個有4000字左右的報道里面。新華社敏感的人們，立即發現了其重要的新聞價值。

　　新華社北京分社周鴻書同志參加了市委的會議，當晚他拿來了一個稿子，大約有3000字，里邊提到了天安門事件。國內部的同志覺得應該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搞成一個短新聞。時任新華社社長、副社長的曾濤、穆青，以及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在反復商議后拍板決定單發。關于這則電訊稿的標題，穆青與曾濤、杜導正經過了反復的商量，最后確定了《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這個標題。穆青回憶說，當時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沒有說“平反”兩個字。《北京日報》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動”。所以，用這個標題是有一定風險的。

　　曾濤與穆青之間，也為是否請示中央這個問題，電話來往不斷。到晚上7點臨發稿了，曾濤同志又打電話給我，說:怎么樣，穆青？下決心就這么發好不好？我說: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么發。曾濤像是開玩笑地跟我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我說:行，我跟你一塊去。那天，我整整擔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沒有什么事，而且反應是一片歡呼。(任民)

　　　　□1917年旅日日記摘選

　　少年恩來之“煩惱”

　　一月一日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氣候:晴陰不定。溫度:四十五度。提要:(修學)悟則為佛，迷則眾生。(治事)晨起往青年會，見伯鳴、天池。午后滌愆、蓬仙、滌非來。去后取《南開思潮》閱之。晚訪鐵卿于其寓。

　　(通信)接滌愆、潤澤、安甫、春生、白濤賀年片，乃如、念遠、(季)賢信各一。致安甫、(速)達信片一。

　　今日是陽歷的一月一日，中華民國七年也，我的日記就從今日記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個紀念。等著老年的時候想起幼時的光景，翻一翻這本日記，想著或者有點兒趣味。若是說留著事跡給人家看，這個我是萬萬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夠兒有這個事。我今年已經十九歲了，想起從小兒到今，真是一無所成，光陰白過。既無臉見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對不起現在愛我、教我、照顧我的幾位伯父、師長、朋友。若大著說，什么國家、社會，更是沒有盡一點力了。佛說報恩為無上，我連恩還未報，又怎么能夠成佛呢？俗語說得好:“人要有志氣。”我如今按著這句話，立個報恩的志氣，做一番事業，以安他們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來沾著這個“情”字，至于赤子之心……(以下此行日記已用墨筆涂抹不易辨清)

　　五月十九日

　　(戊午四月初十日丙寅)(星期日)

　　氣候:晴、雨。

　　提要:(治事)早起至冠賢處，入其新中團體，冠賢介紹的。八鐘開會，至者有十數人，十鐘事畢，留其處午餐。下午送冠賢至站。晚與山兄食于中國飯店源順號。

　　(通信)接滌非來信。致琴翁老伯信一。青年會有署名“余偕亡”者，將“日本一”雜志所載《支那民性與豚性之研究》一文，公之于眾。

　　有四五人發布《駁罪言》一文。

　　有傳單組織歸國演說團。

　　我今天在新中會表示我的入會意見，說了一大篇話。大概的意思是:“我們中國所以如此衰弱的緣故，全是因為不能圖新，又不能保舊，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夠發達的原由，是因為民族的變換，地勢的遷移，互相競爭，才能夠一天比一天新。中國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據的，所以無進步而趨于保守。文化不進則退，所以舊的也不能保了。再說我們二千年的歷史、思想、學術全都是一孔之見。泰東西的文化比較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新的太多。他們要是主宰中國，決不能像元、清兩朝被中國的民性軟化了。我們來到外洋求真學問，就應該造成一種泰東西的民族樣子，去主宰我們自己的民族，豈不比著外人強萬倍不止了么？

　　　　□上世紀20年代革命伉儷傳奇

　　廣州時代的槍炮與愛情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的日子，他們沒有儀式、沒有滿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別重逢后的欣喜和溫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走了，他此時正在忙于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中國大地上風云突變。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大政黨，因為蔣介石的變臉突然交惡。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指揮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大開殺戒，中國頓成人間地獄。這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在上海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里，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得不暫時分離。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

　　此時的鄧穎超正在羊城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里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產。鄧穎超肚子里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產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產手術，只能用產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后不幸夭折。鄧穎超內心極度痛苦。

　　這是她和周恩來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周恩來大革命時期隨隊東征時，被鄧穎超私自做主打掉了。后來，鄧穎超來到汕頭見到周恩來，把偷偷打胎的經過告訴了丈夫。周恩來聽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從來沒有發過這樣大的火。

　　她也許不知道，蔣介石已經懸賞20萬銀元捕殺周恩來。周恩來雖然在嚴重的政治變故當口一直忙于轉移干部和組織反擊，但他仍然記掛著在廣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絕對不是孤立的，廣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給廣州軍委機關發了密電，要小超速離廣州到上海來。

　　當時的廣州在軍閥陳濟棠的統治之下，4月15日，也開始了大規模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位于南華銀行二樓的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機關遭到搜查。幸虧一位同志十分機警，搜查前剛好把才收到的周恩來給鄧穎超的電報交給一位工友，讓他務必交給鄧穎超。

　　那天剛拂曉的時候，大批軍警包圍了中山大學。中共中山大學黨支部委員、中共廣東區委婦委委員陳鐵軍將事變發生的消息告訴了醫院中的鄧穎超。此時，鄧穎超也剛剛收到了工友送來的周恩來的密電。形勢危急，怎么辦？幸虧這家德國醫院的醫生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仗義幫忙，鄧穎超和母親楊振德才躲過軍警的嚴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韓護士的巧妙安排下，她們乘醫院到香港購買藥品的小火輪，前往香港后輾轉來到上海。

　　為了革命，周恩來和鄧穎超永遠失去了做父親和母親的機會。　(來源: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