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月9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載文稱，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寬容度在一點一點地擴大，然而它依然是一個陌生而有著潛在禁忌的話題。

　　四年前，28歲的周丹在網(wǎng)站上以實名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預料到了人們的驚愕、父母的痛苦引發(fā)的“家庭大地震”以及朋友的疏遠。但是，他沒有預料到，四年后他應復旦大學邀請走上《同性戀研究》的講臺。

　　這位口若懸河的律師坦言，復旦大學社會學系開設這門公共課，著實是始料未及。他說：“在中國，長期以來，同性戀都是人們私下談論的話題，同性戀群體也一直被偏見和世俗倫理重重圍困。”直至今天，仍然有許多“圈內(nèi)圈外”的人質(zhì)疑“周丹”是否是他的真名。

　　如今，復旦大學首開先河，開設同性戀研究課程。2005年9月7日是開課第一天，只能容納100人的教室，至少擠進了180人。“到處都擠滿了同學和記者，連地板都看不見了”，復旦醫(yī)學院臨床專業(yè)的洪長達回憶說，“在學生的夾道歡迎下，老師終于站到了被擠得不足幾平方米的講臺。”洪長達最后是靠在教室的窗口外，聽完了第一堂課。

　　“如此多的人選修這門課，說明很多人對同性戀現(xiàn)象是陌生的”，負責該課教學的社會學系副教授孫中欣說，“《同性戀研究》課程的目的，是幫助學生了解社會性別與同性戀、同性戀的跨文化比較等方面的知識，逐步消除對同性戀的忽視和偏見。”

　　“為本科生開設有關同性戀的公共課，尤其是在非醫(yī)學專業(yè)以外開設，在全國高校中是史無前例的。這是大學教育對長期被忽視的社會群體的一種‘反歧視呼吁’，更是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一種呼吁。”復旦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的高燕寧教授說。2003年以來，高教授一直任教一門名為《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的課程。但是，該課程是為研究生開設的。到目前為止，只有1745名學生選修了這門課。

　　同性戀是以同性為對象的性愛傾向與行為。從被認為是犯罪、被絞刑架處死，到被冠以性變態(tài)，再到被一些國家政府承認，社會對待同性戀態(tài)度的變化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

　　1997年，中國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這被有關學者看成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標志。因為該“罪行”曾常常被用來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為。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也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xiàn)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而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為性變態(tài)。

　　“同性戀的非刑事化以及不再把同性戀視為病態(tài)，表明社會越來越進步和寬容”，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欣慰地說。杜本人就是同性戀。親身感受告訴他，對同性戀歧視來自于誤解和無知。因此，他決定資助復旦大學開設這門課程，從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和文化角度對同性戀進行全面研究。

　　限于中國傳統(tǒng)習慣、民族風俗、社會開放程度等原因，同性戀的性傾向和性選擇往往被人們視為是與傳統(tǒng)道德秩序嚴重悖離的病態(tài)的性取向。同性戀群體所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更是遭到世人詬病。社會的偏見和歧視導致了同性戀者多不敢公開身份，從而選擇了違背自己性心理的所謂“正常人生活”，或是偷偷摸摸的進行“地下活動”。

　　據(jù)權(quán)威估計，中國約有3000萬的同性戀。著名的同性戀問題專家張北川教授的跟蹤調(diào)查表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隱匿了身份，仍然戴著面具生活。

　　中國傳觀倫理道德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由于同性戀無法生育子女，因而屬于“大逆不道”的范疇。一些同性戀者違心地選擇異性配偶組成家庭，以減少社會壓力。

　　多數(shù)與異性結(jié)婚的同性戀者，都不會公開其性愛傾向，潛在危險隨之而來。中國協(xié)和醫(yī)科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張孔來教授說：“如果丈夫與同性戀者發(fā)生性行為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一旦病毒擴散，這就不再是單純的同性戀問題，而演變成了社會問題。”

　　因此，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進入了專家的視野。2000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銀河博士曾鼓動人大代表提交允許同性戀者結(jié)婚的議案。終因未能征集到30位代表的簽名而擱淺。

　　作為律師，周丹認為同性戀婚姻立法的時機還遠不成熟。“盡管現(xiàn)在有許多同性戀者敢于公開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quán)益，但同性戀群體的呼聲依然微弱。同性戀者固然應當正視自己的性取向。但是，倘若社會沒有形成開放、平等和寬容的大氣候，要求同性戀者這么做，幾乎等于是強行他們‘在社會上自殺’。這是不切實際的。”(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