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喀爾拉力賽不是一場單憑技巧和運氣取勝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個充滿曲折、離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傷，富于韌性的戰役和博弈過程，在某一種程度上講，它能夠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會歷史演變的光芒變幻。

　　安迪·科爾德考科成了第28屆達喀爾拉力賽的第一個捐軀者。他是為這個殘酷的賽事犧牲的第23位車手。在9日從努瓦克肖特到基法、全長874公里的賽段上，這位摩托車手摔倒在離出發點250公里處，頸椎折斷。

　　10日早上傳來了這一噩耗。對于這兩屆達喀爾拉力賽來說，10日成了一個悲傷的日子。去年的這一天早上，駕駛69號摩托賽車的侯賽·馬努埃勒·貝雷斯因傷勢過重而去世。他是在6日從祖埃拉特到提吉特的賽段上受傷的。

　　死亡，成了達喀爾拉力賽悲壯、殘酷和離奇的一個撼人心魄的注腳。

　　這一致命的威脅，就連這一賽事的創始人切爾利·薩賓也未能豁免。1986年1月14日，他駕駛直升機遭遇風暴，機毀人亡，享年39歲。

　　除了比賽成績，死亡、受傷、退出，成了人們關注達喀爾賽事的三大內容。但是，如果我們從達喀爾賽事越來越興盛、關注度在全球越來越大的事實來做一個冷靜的分析，就會發現，比起其他賽車運動，乃至一般體育運動項目來說，它更能喚起人們心靈深處的東西。那就是，在最為惡劣、原始的自然環境里，人類向自身能力的極限發起挑戰，用最殘酷的方式來喚醒、激發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冒險精神，磨礪人的意志，考驗人的耐力。這個冒險活動的參與者是一群最有勇氣、技藝超群的人，因而受人尊敬和關注。人類文明就是在這樣一個冒險和探索兼而有之的動力的驅動之下得以發展的。

　　達喀爾拉力賽不是一場單憑技巧和運氣取勝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個充滿曲折、離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傷，富于韌性的戰役和博弈過程，在某一種程度上講，它能夠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會歷史演變的光芒變幻。

　　對于人來說，與其說達喀爾拉力賽是一場體力和車技的比拼，倒不如說是一次長時間的意志和智慧的錘煉；對于一輛車來說，與其說是技術的驗證，倒不如說是可靠性的考試更為恰當；對于參賽的團隊來說，與其說是一次榮譽和體驗，倒不如說是一次提升管理素質的拉練。在去年，鄭州日產總經理郭振甫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說(鄭州日產)第一次參賽勝利跑完全程是偶然的話，第二次參賽獲勝就是必然。”

　　圈內人士把達喀爾拉力賽比喻為“精神放牧”，我同意這個說法。去年12月30日，在巴塞羅那等待參賽車輛行政檢查時，我發現還有一輛“挎子(帶邊斗的三輪摩托車，編號為250號)”、一輛很像老甲殼蟲的雪鐵龍老爺車(編號為400號)和許多裝著四個小輪轂的沙灘摩托車。可想而知，它們是難以完賽的，但我們在達喀爾的玫瑰湖畔又看到了那輛雪鐵龍老爺車，盡管它的編號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叉，說明它已退出比賽，它可能是順著公路跑到玫瑰湖畔的。明知不能完賽，這些車手為什么還要這樣做呢？富裕的歐洲人為什么不待在家里，或者去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去徜徉呢？弄一輛車，花一筆改裝費，甚至交一份不菲的參賽費，對他們而言，可能都不是什么問題，但賽事中的風險和惡劣的環境，他們應該是知道的。縱然如此，他們還要“搞笑”似地參賽，原因可能正如顏老兄所說的，他們要“放牧”自己的精神吧。

　　如果說是“精神放牧”只反映了達喀爾參賽者精神境界中個人心理上追求驚險刺激的一面，那么，車手之間扶困濟危、甚至車隊之間相互幫助的大家庭精神，則是一種“精神升華”。

　　帕拉丁車隊已經參加了三屆達喀爾拉力賽，不管是周勇、徐浪，還是盧寧軍，在危難時候，三位中國車手都接受過外國車手的幫助，有時是別人用車把他們從沙窩中拉出來，有時是別人勻給他們一點油；反過來，三位中國車手也屢次向陷入困境的外國車手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這種互助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是在充滿絕境的達喀爾征程上所特別需要，也是當前我們這個正處在轉型過程中、急劇變革的社會所渴求的。

　　看達喀爾拉力賽，除了“玩”，我們還能看到些什么？(秦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