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是一種記憶，也是一種語言，它的變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記錄著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歷史變遷。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諸多變化。而服裝不僅反映物質生活水平，而且還反映社會政治文化諸多現象。自1949年以來，中國民眾服裝尤其是城鎮民眾服裝的發展歷程，折射出社會政治、經濟、民俗、宗教、倫理、社會風尚、價值觀念以及社會心理等方面發展變化，反映著中國民眾不同時期的生活方式、審美意趣以及對時尚的不同理解和追求。對50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說，他們親歷了服裝的變化，每一種款式、每一個變化都留下深刻的記憶。

　　50年來的中國城鎮民眾服裝大勢掃描

　　1949年前，中國城鎮男子著裝通常是長袍馬褂，婦女服裝多為旗袍或者中式短裝配長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城鎮民眾的服裝表現為新舊交替、多樣并存。

　　新中國成立初期，列寧裝、“布拉吉”、“毛式服裝”頗為流行。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無不以蘇聯為模式，蘇聯服裝也成為當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響著城鎮居民。列寧裝一度成為最流行的服裝。穿列寧裝、留短發，外觀干練、颯爽英姿。除外，仿蘇聯坦克兵服裝設計的“坦克服”、“烏克蘭”式襯衣、“布拉吉”也多有流行。　　

　　同樣，受革命的感召和對共產黨干部的崇敬，中山裝引起一些青年學生的追捧。繼之各界人士競相效法，很多人改穿中山服或軍便服。干部服的色彩多以藍、黑、灰為主，彰顯艱苦樸素的時代風氣。具有象征意義的是有人把西服穿在里面，外罩一件干部服，這可以說是時代精神的“極致”。因為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多喜歡穿改良中山裝，所以外國人常常把它叫“毛式服裝”。

　　1949年以后，生產領域的工人階級地位得到提高，著工裝成為一種榮耀。又由于國家經濟處于低水平待發展階段，因而艱苦樸素成為全社會共同遵循的時代風尚。絕大多數民眾過著“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拮據生活，但逢年過節總會做身新衣服，至少也會換身干凈的衣服。　　

　　上世紀50年代，棉猴、絨衣褲是城鎮民眾習見的服裝。男子穿西服的風氣也因為傳統長袍不適合現代生活的節奏而再度興起。這一時期，人們多穿手工制作的布鞋。另外，前后掛膠、以草綠色帆布為面，橡膠為底的“膠鞋”，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為這一時期城鎮民眾廣為使用和喜歡的鞋型。礙于經濟水平，皮鞋并不多見。

　　十年“文革”時期，開始了“十億人民十億兵”的軍便服時代。文革時期，最時尚的裝束莫過于穿一身不帶領章、帽徽的草綠舊軍裝，扎上棕色武裝帶，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胸前斜挎草綠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著紅衛兵袖章，腳蹬一雙草綠色解放鞋。除紅衛兵外，工人、農民、教師、干部、知識分子中相當一部分人也穿起了軍便服。服裝市場也開始出售草綠色上衣和褲子。由此，開始了“十億人民十億兵”的軍便服時代。這一時期，服裝的等級意識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階級意識。在原有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思想風尚中，又增添了濃烈的革命化、軍事化色彩。

　　改革開放以來，服裝行業呈現了風格多樣、色彩斑斕、求新求變的特點。1978年，中國人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經濟上的恢復發展導致服裝行業的極大繁榮。從此，國門向世界敞開，五色斑斕的外國服飾涌入中國市場。中國城鎮民眾的穿著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思想解放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人們追求新異的審美心理日趨成熟。風格多樣、色彩斑斕、求新求變，成為新時期服裝流行的特點。

　　50年來中國城鎮民眾服裝變遷的六大特點

　　在我國，服飾作為社會生活領域中最直觀的物質文化現象，從來沒有超然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外，它的發展變化相當程度受到這些因素的干預和影響。大體可以說，50年來城鎮民眾服裝變遷呈現出以下特點。

　　(1)服裝的色彩、形制以10年為流行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階段性特點在80年代之前，基本以10年為“流行”周期。比如，50年代的蘇式服裝，60年代的中山裝、制服熱，70年代的“綠色海洋”……80年代以后，流行逐步與世界服裝接軌，長則三五年，短則幾個月，服裝便可以形成一個流行周期。

　　(2)“票證經濟”下形成了樸素、實用、色彩單一的著裝風格。民眾衣著可以折射國家的物質水平和綜合國力。1954年，全國城鄉開始憑布票供應棉布。三年困難時期，棉毛衫褲、線衣、線毯、毛巾被、絨毯、浴巾、床單、毛巾、襪子、汗衫、背心、人造棉布、麻布、蚊帳、枕芯、枕套等紡織品，一律憑票供應。靠票證維持社會經濟穩定的政策，極大地限制了廣大民眾的生活消費。與此相適應的是形成了樸素、實用、色彩單一的著裝風格。

　　(3)“補丁”服裝和“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提倡的優良作風。反映在穿著上是以樸素為中心。當衣服穿破時，常見的做法是在衣服的破損處打補丁，縫上一塊顏色相宜的布，繼續穿用，這對于經濟條件較差的人群和經濟水平低下的國家是一件極為正常的事情。

　　不僅如此，在20世紀中期，身著補丁還是思想革命與進步的象征，甚至也是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據。

　　(4)城市民眾的服裝沿著大中城市→中小城鎮→廣大鄉村這一路徑擴展，從而影響全國，成為中國服裝的主流。城市自古就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因而城市民眾的服裝始終引領著中國服裝的發展潮流。長期以來，漢民族和少數民族文化不斷交互影響，形成中華民族共同的風格和特點。但總起來說，漢民族文化不斷地滲透和影響著其他民族的衣、食、住、行。漢族服裝對境內的城鎮少數民族服裝影響頗大，基本形成了漢族服裝為主流形式這一通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服裝趨勢或風格，沿著大中城市→中小城鎮→廣大鄉村這一路徑擴展，從而影響全國。還需強調的是，這一特點相當悠久，并不是近50年才有的。

　　(5)文化對著裝心理、審美觀念的影響。人們對理想服裝形象的認同受中國文化內涵的制約。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非常講究體面、傳統，要求服裝式樣端莊、大方，不愿標新立異，色彩不求鮮艷跳躍，崇尚和諧含蓄之美。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城鎮各階層民眾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追求服裝風格整體統一。這種單一化幾乎成為一種模式，并被人們所默認。社會文化因素影響人們的著裝心理，決定了著裝的保守性以及對新款式的認同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這一特點才有所突破，“時尚”“個性化”才成為人們著裝的重要因素。

　　(6)服裝的“革命”范式：服裝曾是革命的表征，是革命的一部分。中國服裝的發展，呈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表現出一定的政治態度和階級立場。總括起來，改革開放之前的服裝帶有相當濃烈的“革命”色彩，與政治生活中的革命話語、革命范式等同一致。蘇式服裝與中國傳統服裝相比，雖然有新異的成分，但更多是作為革命的象征、作為對領袖、對馬克思主義的擁戴而形成的時尚。“文革”十年，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旗袍、布拉吉、西裝等成為封、資、修的象征，被軍便服取代，這更明顯地標明，服裝是革命的表征，是革命的一部分。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入，意識形態“左傾”思想獲得糾正，中國人的政治生活趨于正常，服裝的革命色彩一點點褪卻，代之而來的是時代的五色斑斕。

　　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服裝演變趨勢

　　近二十多年，中國城鎮服裝還表現出時裝大眾化趨勢。其突出表現是各種名牌時裝走入尋常百姓家。世界時裝舞臺與中國時裝幾乎同步發展，同步流行。呈現出以下鮮明的特征：

　　●流行的國際化趨勢。服裝的國際性流行已成為世界各國服裝發展的一項基本法則。世界服裝走向中國，世界也把目光轉向了中國。世界頂尖級設計大師在服裝設計中，常常借重中國民族文化的典型符號和要素。如旗袍的理念、漢字之美、對稱的審美標準等。

　　●風格的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服裝風格產生于19世紀末。隨著西方審美觀的流播，人們對待新事物、新觀念已變得更加寬容。多變、時髦、表現人體美的服裝適應新的社會生活潮流，迅速得到人們的認可。

　　●與自然相和諧。近一二十年，中國服裝同世界服裝一樣走上了一條追求自然美之路。和諧表現在色彩上是自然原色成為流行色調。另一個特點則是利用天然材料制作服裝。由此真絲、全棉、亞麻等服裝大行其道。

　　●民族化與大眾化。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美習慣和特定的民族服裝。一直到今天，中山裝和旗袍都是東方服裝和西洋服飾的融合典范。它展現了中國民族服裝強大的生命力和藝術感染力。(來源：北京日報；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