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2日電 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新聞社指導，《中國新聞周刊》雜志社主辦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今日在京開幕。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先生在致辭時表示，注重財富的三次分配，將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段應碧說，我發言的題目是“推動三次分配，共創和諧社會”。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選擇了市場經濟的道路，經濟增長持續強勁，舉世矚目，由此也帶動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轉型。40%的勞動力實現了就業收入模式非農化轉變，3億多人口實現了生活方式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還有1億多農村人口常年工作在城市。

　　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作用得到發揮，自然就產生了收入的分化。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分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一個主要的指標就是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在不斷地擴大。改革初期，就是1984年，基尼系數是0.26，那個時候農民剛大規模地增加收入，相對來說是可支配收入比較平均的社會。1995年，上升到0.38，2000年上升到0.4，達到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2004年，則上升到0.46。

　　據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的收入分配中，最貧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1.8%，收入最低的30.%的人口所得收入不到國民收入總額的10%，而最富余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將近30%。當然，對于這種現象我們也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為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繁榮，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市場經濟來刺激人的潛能，把人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社會處于強勁的發展勢頭；另一方面，貧困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問題也非常嚴重，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并加以解決。

　　收入差距過大，最大的問題就是造成社會嚴重的不和諧。首先是濟貧和濟富階層的同時存在，引起沖突和社會心理嚴重失衡。當前，富人的奢侈消費和窮人的生存困境同時并存，當周正毅在價值1.3億的豪宅中被捕的那一天，安徽一個劉氏女孩的母親，叫劉惠芳因為下崗離異，拿不出10塊錢交統一安裝水表的費用，被斷自來水，導致自殺。當這兩條消息同一天出現在眾多媒體上時，它對社會的震撼是非常強烈的。順便說一下，對非法收入或腐敗收入打擊的方法宣傳是必要的，但也容易造成對富人收入的誤解，好象都來自非法和腐敗，這種誤解常常被嚴重夸大。它造成社會嚴重不和諧的另一方面，就是影響大眾的有效需求制約經濟的發展，富裕階層收入增長更快，但缺乏消費的導向，很難形成有效需求，因為他們該有的都有了，高收入的20%的人群占市場份額的50%，而低收入人的20%人群，只占市場份額的4.7%，這就必然造成大眾需求增長緩慢，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影響到消費市場的擴大，制約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同時，窮人和富人群體之間還缺乏良性互動，以及部分為富不仁的行為，還誘發出社會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從而影響的和諧

　　解決社會分化問題，不是簡單地殺富濟貧，不能靠這個辦法。首先要完善市場、搞好財富的一次分配。市場是財富第一次分配，要從根本深提高效率，搞公平競爭，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使國力增強，福利提高。第二，要合理稅負，搞好二次分配，在打擊非法收入的同時，應當利用稅收杠桿搞好二次分配，提供公共支持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抑制社會的繼續分化，實行促進稅制，合理地把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消低。另一方面通過扶貧與建立社會生產體系，促進社會公平。最后還要注重財富的三次分配，那就是促進NGO及非營利組織的發育，特別是公益慈善性組織的發育，建立公民社會，促進社會和諧。我們這個世界需要感動，通過NGO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推動先富人群和后富人群之間的互動，平衡社會的心理沖突，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政府給窮人的錢，窮人不會更多地感恩，他會認為這是政府應該做得。但如果先富人群交完了稅再拿出來錢，資助這些窮人，窮人就會感動，這種感動可以減輕社會相對失衡的心理沖突，激發后富人群的斗志和責任，先富人群也會通過做善事發現自己新的生命意義，增強公平意識和社會責任。如果這兩種人通過互動得到新的東西，那么社會的和諧度自然就會增加了。

　　自愿資源有來兩種，一種是先富人的錢，另一種是先富人的服務，我們中國扶貧基金會，機關工作人員相當一部分就是志愿者，他們有的是從部隊退下來的師長，也有的是正在攻讀學位的研究生、大學生。自然資源可以用于關注和緩解社會的苦難，增加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增加公共事務的自愿資源總量。我們國家的這種自愿資源是非常豐富的，據統計，我國非營利組織每年籌集的資源有50億人民幣，其中大部分來源于國際組織，而國內社會公益資源投入，僅為國民收入總額的0.1%，而在發達國家一般都在8%到10%。為什么我們國家企業和個人慈善捐助的熱情不如發達國家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整個社會的公益意識，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還有待提高。二是公益捐助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夠，現在捐贈給我們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捐款，國家給予全額抵扣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政策，但是還有眾多的社會捐款并沒有享受到這種優惠。三是很多NGO組織因為管理水低，得不到社會的有效信任。我認為解決了上述三個因素，就可以開發出很大的自愿資源的潛力，如果我們能夠開發出國民收入的1%成為自愿資源，就意味著能動員一千年的公益事業投入，有效提升全社會的公益事業水平。

　　當然，社會要為NGO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的發育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而NGO組織自身也應該研究落實群體的問題與需求，設計與之相應的援助項目，有針對性地緩解貧困人口的疾苦，特別是要讓捐贈者放心，要給捐贈者必要的回報，我們中國扶貧基金會從1999年以來，捐贈收入逐年擴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讓捐贈放心，就是說我們完全按照捐贈人的意愿去使用資金，我們直接派人去操作項目，絕不層層撥款，我們實行全程的財務監控，并且建立反饋制度，捐贈人任何時候都可以了解他所捐贈的錢是怎么花的，接受捐贈的人要給捐贈人反饋，這樣我們去年捐贈人就達到了1.8個億。在NGO發育的過程中，加強NGO組織的建設十分必要，這方面包括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內都有待進一步的提高。但是我相信我們通過大家的努力，一定能夠創建和共建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