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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近代中國的鄉村建設，不難發現，知識分子每次掀起的鄉建浪潮，都成為社會結構、形態發生較大變化的前兆。

　　五四運動中興起的平民主義、人道主義是最直接的思想來源。北大教授錢理群說，“五四時期，一個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覺醒。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三大發現——兒童的發現、婦女的發現和農民的發現，他們在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農民的發現，第一次使得身處小農國家的中國知識分子將自己的命運與農民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在《青年與農村》中，李大釗寫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大多數勞動階層是農民……他們不解放，就是我們全體國民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全體國民的苦痛；他們的愚昧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昧。”

　　知識階層與勞動階層相結合的聲音由此產生。一個口號在整個20世紀響徹了中國大地——知識分子到農村去！

　　這一口號在30年代知識分子下鄉運動的具體操作過程中開始產生分野：革命，抑或改良？

　　改良的一派，被稱為“鄉村建設派”。

　　1929年起，耶魯大學回來的晏陽初博士開始接手河北定縣一直在進行的鄉村建設試驗。

　　晏陽初認為，農村問題的根可以用四個字概括：愚(沒有文化)、窮(貧窮)、弱(身體太弱)、私(自私)。為此，針對愚，他提出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藝術教育，他設想讓受過平民教育的青年成為鄉村建設的主要力量；對于貧，要搞生計教育，這就需要普及農業科學技術；此外農民要組織起來，辦生產合作社，還要關注工業的發展；針對弱，他認為要進行衛生教育，核心就是要建立農村保健制度，保證農民得到基本的醫療服務；針對私，他主張民主教育，在家庭中進行公民道德教育，使每個公民都有公民常識、政治道德、現代民主觀念，這樣才能發展地方民主。這四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教育和培養。晏陽初的定縣實驗，使得“rural construction”(鄉村建設)成為國際顯學，他個人也因此在1943年和愛因斯坦一起被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十大偉人”。

　　與此同時，梁漱溟在山東軍閥韓復榘的支持下，在山東鄒平成立了鄉村建設研究院，他希望在中國固有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新技術，來重建民族新文化。

　　與晏陽初、梁漱溟同期的，還有陶行知在南京曉莊的“教育鄉建”，盧作孚在重慶北碚的“實業鄉建”，以及由外來傳教士柏格理及繼任者在貴州石門坎的“宗教與科教鄉建”等等。當其時，作為救民救國運動一部分的鄉村建設，成為中外知識分子推動的非常流行的社會實踐運動。據當時的統計，全國有600多個鄉村建設團體，建了1000多個試驗區。但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這些地區多被日軍占領，鄉村建設派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迫停止。

　　但是抗日戰爭所產生的全國大流亡反而給主張從根本制度上進行鄉建的革命派以更大的空間。知識分子從大中小城市來到了窮鄉僻壤，廣泛地走近農民，對農民農村問題取得了進一步認識。這個時期，一是有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另外就是指導思想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系不再是30年代“啟蒙與被啟蒙”式的，知識分子從啟蒙者變成了受教育者。毛澤東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相比，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沾著牛屎，但還是比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干凈。”1942年到1945年，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邊區農村開展了幾個大運動：大眾教育運動、減租減息運動、互助合作運動、大生產運動、民主選舉運動。這帶來了邊區農村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全面的發展，也使共產黨得到了農民的支持。

　　不過，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知識分子下鄉運動還是在上世紀中葉。毛澤東指出，“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鄉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是，當這些知識青年真正到了農村以后，他們就與底層的中國農民有了接觸，對中國現實有了更深的認識。這段經歷對他們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還帶去了一部分知識和科技，對農村的建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后期，有一批知識青年聚合起來組成后來所謂的“民間思想村落”，思考中國的根本大問題，一定程度上在思想和人才上醞釀了后來的改革開放。

　　到了80年代，隨著知識青年回城，下鄉運動基本上停下來了。再往后，雖然在政府的主導下，鄉村建設繼續推進，但如“三農”問題學者李昌平所指出的那樣，知識分子在其中是缺席的。這一局面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溫鐵軍等學者建立被稱為“后定縣實驗”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支持引導了120個高校學生三農社團的成立與支農。

　　這期間，還有更多零星的知識分子直接參與的鄉建，包括茅于軾在山西龍水頭村的小額信貸試驗，高戰在江蘇沭陽官墩鄉成立的農會，陳江華、王軍華在濟南殷家嶺村成立的第一所農村社區學校，于建嶸在山東鄒平開設的鄉村建設研究院等等。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忠洲）